主历1900年至1954年

1.社会和政治状况：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开始朝新的时代演变。其实早在1842年，中国已经被外国逼着打开眼睛。当时许多欧洲强国，为了使中国成为他们商品的市场，强迫中国把国门打开，让国际贸易和经济交流进入中国：首先是广州，接着是其它港口。但是也有很多国人拒绝与洋人来往，而希望把这些洋人赶出国门，甚至不排除用暴力。有一些人，发现西方经济、科技和文化远超过自己悠久的文化，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因此他们决定把中国独特的色彩跟进其它洋国的水准。他们开始与欧洲来往的时候，多次被强国欺负，他们不只怨恨西洋人，他们也很怨恨日本人，但也同时佩服他们的经济和武力的威能。这几年的接触让他们发现，如果他们要发展成为一个现代、进步的国家，应该取用西方的方式，如同日本人一样。但是其中最需要整顿的是清廷的中央制度。

光绪皇帝很赞成整个国家的发展，因此在1898 年下令全国政治的改革（戊戌政变）。但是朝廷内也有许多官员是属于保守派的，这派系是由慈禧太后带领的。她为救清朝的政权，支持保守派抢权，而后取消光绪改革政策。接着慈禧太后利用一个民间武术组织——『义和团』来攻击被众人怨恨的洋人，有了清廷的支持，这些农民武术团体以「保国灭洋」为口号，于1900年起义，开始攻打洋人区包括天主教的村庄。在华北一群传教士以及成千的教友被残杀[1]，甚至许多外交官和外国居民也都被清军和民间的『义和团』残杀。在京城内各国军队联合维护在京城的外国人和教友，他们维持了两个月。当地的外国大使组织了一支两万人的军旅（史称为八国联军）——英国、苏俄、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美国和法国，攻进京城救出被困着的同仁，太后与朝廷西奔西安。这次，凯旋者不只向朝廷提出控诉，同样也要求清政府以大数的金银与土地当做赔偿。

另一方面，日本也开始挑战苏俄在东北和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威力，向强国宣战。在1904年-1904年战争爆发，这次是日本军队打败了苏俄和中国军队，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成立了傀儡「满州国」（1905年）。二年后，正式侵占朝鲜半岛（1911年）。

在这时，慈禧太后和清廷官员发现急需救国、改革。因此开始改革百年的教育政策、工商业、公共建设、交通等事务。很多年轻的中国人都被政府派往国外，如美国、日本和欧洲留学。这是一个平日生活的极大改变，这也包括整顿整个朝廷制度。清廷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去探讨什么制度是最适合中国的状况。但是1908年连续两天，光绪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太后去世之前，特别指定一位皇室的小孩溥仪登上皇位，由于皇上年幼，又再次请清廷大老摄政，如同慈禧太后在世的安排一样。但是那些推动中国成为一个共和国的份子，无法再忍受，因此在武昌宣布革命。1911年十月十日成立国民政府。但是为了全国的统一，革命者孙中山辞去总统职位，让给了袁世凯。1912年二月十二日溥仪和清政府正式没落。1634年中国清朝正式灭亡。

但是国民政府也不比皇室制度好。他们立下一个与中国文化相差甚远的宪章，来统治全国。由于平民没有心理准备，因此制度有滞碍难行的现象，再加上政府官员贪污无能，以及延续的内战和经济危机，使全国开始破散。因此民众对于国民政府十分失望，而逐渐趋向“共产主义”为救国的唯一方式。当时种种的历史事件，我们都应是熟悉的（北伐战争、第二次世界战争、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内战；最后，毛泽东所带领的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国民军，国民政府只好迁移台湾，成立国民政府。）

2.宗教状况：

我们已经提过在华北的教难和『义和团』的攻击。幸好，这教难没有殃及到华南和江南地区，主要是因为当地政府没有执行朝廷的官方政策。

但是南部地区仍是不太稳定的，因为当地官员，加上土匪还是不断地威胁传教士和教友。虽然社会和政治都不稳定，但传教工作还算顺利。这世纪的前二十年（1900年到1920年）可说是传教收获的兴盛时期，当时传教士创办学校和出版杂志等读物。由于当时的年轻人崇拜洋人，也让许多人信了教。

3.道明会传教地区

由于道明传教地区的教友人数加倍的增加（在1900年超过四万人，约在1949年已经有了八万人），福建传教区有需要分割（面积有109.000平方公里，1910年全省人口已经有13.000.000人）。因此，在1913年，道明传教地区重新调整，闽南的龙严县，永春县、惠安县都归属厦门监牧地区（之前这传教区只有两个县）。台湾（现在属于日本），但还是属于厦门监牧教区的管辖，后来成立为一个独立的监牧教区[2]。有了这新的区域，厦门监牧教区又加上了4.600教友。

1914年的台湾监牧教区有：一位监牧主教、九位道明会传教士、三十一位传教师、三十座圣堂和小圣堂、两座育婴堂总共有七十七位孩童，一座学堂有三百二十位学生。全岛总共约有3.532教友[3]。

当时道明德铎会省曾经表明对中国的福传工作有兴趣，因此希望玫瑰会省能够让他们在福建的一个地区工作。玫瑰会省决定把丁州让给他们，希望这地区将来也能够成为一个传教区或一个监牧教区。1914年属于道明德铎会的三位会士抵达中国，这团体的长上是熙茂本神父Joachim Himioben。其它的德国籍会士前后抵达中国投入传教工作，之后他们也邀请了依兰斯圣若瑟道明修女会来丁州协助传教工作。由于德籍会士之邀，当初的三位西班牙籍道明会士留在丁州一阵子，直到刚来华的会士能够讲华语而开始传教才正式转让给他们。玫瑰会省也转让给德铎会省几座教堂和房子（神父楼）、丁州府内的一块空地、8座小圣堂、1.250位教友，640位慕道者和四座学堂（小学）[4].

同样的原因，在1923年福州监牧教区也重新分割。这次北美的道明圣若瑟会省和玫瑰会省开始协调，让美国籍道明会士在中国传教，因此要求玫瑰会省能够割让一个地区让他们开始工作。双方上司最后决定将建宁府分划给北美圣若瑟会省。1923年首位美籍道明传教士——察尔斯‧谷冉神父Charles Curran和一位服理修士抵达福州。这次，玫瑰会省也把当地的财产转让给若瑟会省，1933年属于美国籍道明会的传教区被升为监牧教区。同样，德国道明传教区也被列为监牧教区。

1925年福安宁德地区被升为监牧教区，阳光中学校长赵炳文神父Teodoro Labrador 被任命为首位监牧主教。因此有三个监牧地区属于西班牙籍玫瑰会省监管；一个监牧属德铎会省和一个监牧教区美国籍若瑟会负责。只有闽北绍武监牧转让给德籍救世主会（1922年）[5]

1946年四月十一日教宗碧岳十二世正式成立中国天主教会的圣统职。福州升为总教区，而厦门教区和福宁教区（后来改名为闽东教区转让给中国籍教区司铎管理）为归属教区Suffragean Sees。

4.人士：

在这时期，总共有107位西班牙道明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德籍和美籍道明会士在福建传教，加上在四川传教的波兰籍会士，大约有一百多位会士[6]。这时，也有几位中国籍的教区司铎也与西洋传教士一起传福音，从事牧灵工作。溪填修道院重新创办，这次也开始接受中国籍圣召加入道明会。为了推动当地修会圣召，1935年玫瑰会省在香港创立一座初学院和总书院。在中国传教的许多道明修女会，也证明了道明妇女在中国传教史上有重要的地位[7]。

在这世纪的开端，除了二位西班牙籍道明会主教外，在福建省还有45位西班牙籍道明会士和二十二位中国籍教区司铎[8]。接着的十年（1900年-1910年），三十位新传教士来华，多少也改善了当时人力不足的问题，因此约在1910年有五十位西班牙籍道明会士和二十五位中国籍教区司铎。在此我们也应该加上二十位道明修女，几百位守贞姑婆，超过百位男女传教师在传教区服务[9]。从1910-1920年，另有三十四位西班牙籍道明会士来华传教[10]。

1920年约有六十四位道明会士在中国传教。加上二十九位中国籍教区司铎，二十二位道明修女和八位法籍的沙尔德保禄修女，一群优秀的传教师和教师，加上七十五位属于道明第三会的守贞姑婆，以及约有六百位住家大姑。[11]从1920年-1930年，十七位新的西班牙道明会传教士来中国。

1927年传教区的人力状况如下：

福州监牧教区：1位监牧主教；46位道明会士（35位西班牙会士、7位德籍会士，和2位美籍会士。）16位国籍教区司铎；教区也有24位道明会修女（9位西班牙修女，2位菲籍修女和13位德国、瑞士修女）和9位法籍的沙尔德保禄修女会；133位男性传教师和81位女性传教师；163位男性教师和59 位女性教师；道明第三会守贞姑婆约有160位；加上约有547位不属于修会的守贞大姑。传教区的硬件设备有49座圣堂和234小堂[12]。

同年的厦门监牧教区有1位监牧主教，24位西班牙道明会传教士和12位中国籍教区司铎，12位西班牙籍道明会修女。男性传教师有53位，女性传教师有48位，男性教师有46位，女性教师有22位。属于道明第三会的守贞姑婆总共有112位。厦门教区有33座圣堂和96座小圣堂。

在30年代，约有30位新生力军属于道明玫瑰会省来华传教。除了3位监牧主教，有23位外籍传教士和15位国籍教区司铎外。在福州教区有20位，而厦门有11位。在福宁教区有21位外籍传教士和13位国籍司铎，总共有3位监牧主教，64位外籍传教士和39位国籍教区司铎。15位修女（10位西班牙籍道明会修女和5位法籍的沙尔德保禄修女）在福宁。9位西班牙籍的道明修女在厦门，5位在福州。传教师和教师总共约有606位，有173位在福宁的守贞姑婆，在厦门有167 位，在福州有639 位。总共有300座教堂和小圣堂[13]。

在这时修会也尽力推动当地圣召。因此在1930年，福州教区有18位大修生，15位小修生；厦门教区有10位大修生和12位小修生；在福宁教区有30位小修生。

约1948年最后统计列下这些资料：

福州总教区：1位总主教，12位道明传教士和24位中国籍教区司铎；在厦门教区：1位主教，14位道明传教士和12位中国籍教区司铎；在福宁教区（当时主教已经是一位中国籍教区司铎）有15位道明传教士和18位中国籍教区司铎，3位主教，41位道明会士和54位教区司铎，总共有98位传教士。当时也有27位西班牙籍道明会修女（16位在福州，11位在厦门），五位沙尔德保禄修女。中国籍的『福宁道明第三会修女会』已经有15位发愿修女、二位初学生和一位望会生。传教区的平信徒协助者（教师，传教师，和守贞姑婆）约有1.200人。当时有102座圣堂，99座小圣堂和286座祈祷室，总共有397所宗教场所[14]。

5.发展：

传教区的发展可以当时传教士所呈给修会母院和传信圣部的资料做根据。虽然这些数据十分地无趣，但是可让我们看出当时教务是如何成长的：

1900年，福州监牧教区总共有37.150位教友；当年圣事统计为：领洗，4.229件；告解圣事，35.554件；领圣体圣事，46.530件；临终圣事（病人付油），928件；婚配圣事，272件。

在厦门监牧教区有3.318教友，行下列圣事：

领洗，1.008件；告解圣事，8.586件；领圣体圣事，7.772件； 临终圣事（病人付油），76件；婚配圣事，60件。总共有40.468位教友；5.237 领洗；44.140 告解圣事；54.302领圣体圣事；1.004临终圣事（病人付油）；和332对配圣事。当时也有26.528位慕道者，561位成人受洗者，和3.060位是婴孩受洗者（双亲可能是教友或异教者）。

教会也有福州总教区，一座总神学院，其中14位是哲学学生；三座育婴堂，收容约有601位女性孤儿；60座男子小学堂，约有720位男学生；以及28座女子学堂，内有约270位女学生。

厦门监牧教区有一座神学院，有12位神学生；3座育婴堂 （有11位道明修女照顾着163位婴孩）； 17座男童学堂（总共有211位学生），10座女童学堂（总共有185位学生）。[15]

1909年的统计：当时福州有50.046位教友，厦门有4.448位，这比年前增加了14.036位教友。在这些年中，约有7.317成人领洗；44.501件是婴儿领洗； 27.178位是在临终而受洗的[16]。

当时的基督生活有下列的统计：104.101件告解圣事和174.273件领圣体圣事，加上1.227件临终圣事和450件婚配。慕道者约有17.412位。[17]

1919年：在福州监牧教区有753位成人被受洗和1.980位儿童受洗者（这都是双亲教友的儿女）；育婴堂曾经收容了4.261女婴而后都受洗；460位异教徒在临终时受洗。使今年统计为7.454位受洗者[18]。在1920年，福州和厦门教区总共有94座圣堂和289座小圣堂，65.175位教友；11.033位慕道者。1.397成人和6.784婴孩守洗；126.178件告解圣事和202.214领圣体圣事[19]。

1927年在福州监牧教区，有54.547位教友；慕道者有17.047位；5.932位受洗；105.372件告解圣事和186.620分施圣体圣事。领坚振圣事有1.202件，婚配圣事有327件。

厦门监牧教区：教友有12.294位；慕道者有2.883位；当中有1.560位已经受洗；有28.866 告解圣事和62.703件领圣体圣事；161位领坚圣事和71对教友夫妇行婚配[20]。

1930年：福州教区有30.130位教友，厦门教区有13.303位教友，福宁教区有29.041位教友（总共有72.534位）。

属于德国籍道明会士的监牧教区约有7.000位教友，而属于美国籍道明会士的建欧监牧教区约有4.500位教友[21]。

虽然整个传教区的状况尚可说是平静，但是由于多年的内战，加上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使日常的生活越来越困难。约在三十年代直到太平洋大战前夕，传教区加强教务的发展和福传的工作。「三个监牧教区教务发展没有被禁止，反而教友人数继续地增加，建筑也继续地盖，新的教会机构陆续成立，如备修院、一座教省级的神学院、福宁神学院、一个新创立的道明修女团体等，新的育婴堂，学堂和书院、诊所和医院，新的圣堂和神父楼也都从地上一砖一瓦地盖起来。教友生活如常，参加教会的礼仪以及恭敬运动，听道理，领圣事，平安无事」。但是谁知道在无形中，教难的日期又悄悄地来临了。

约在1940年，福州有34.000位教友；厦门有14.191位教友；福宁有29.698位教友（总计共有77.939位）。2.630位已经受坚证；433.535件圣体圣事，有1.002对夫妻领了婚配圣事。[22]

根据解放前最后的统计，属于玫瑰会省的福建传教区（福州和闽南）有82.824位教友和6.592位慕道者： 4.800位已经受洗；270.491件告解圣事 和514.849件领圣体圣事。传教区有 3座中学书院，约有341位学生，14所初中学院共有2.051 位学生和157所学堂（小学），有5.817位学生。当地有3座小型医院诊所，其中有606位是住院病人，20.393位是非住院的病人；11间诊所，总共有55.321位病人），其中有14.152位是免费被治疗的；10所孤儿院（或育婴堂）收容552位女婴，和一所安老院：内有70位老人。在传教区一些传统或是现代的善会也在此地成立而享有一时的兴盛[23]。

我们在总结中要强调，当初在1900年，中国只有1.000.000位教友。五十年后（1950年），已经升到4.000.000位教友。在这期间，其它基督教派也同样地增加他们的人数。

从1632年直到1954年，整个道明会在中国福传的贡献是由 304位属于道明玫瑰会省的传教士（其中33位是国籍会士），加上其它100位外国籍道明会士（德籍和美籍）在福建传教，（波兰籍道明会士在四川）。前后将近有100位当地教区司铎，都是修会所培养的，大部分是属于道明第三会，而直属道明会监牧主教的管辖。在此也有100位道明会和其它修会的修女服务，包括中国籍的道明修女会[24]。

总之，约超过百位道明司铎和会士1587年-1996年在中国和菲律宾为华人做福传服务，1859年-1996年有160位是在台湾传教（其中12位是中国人、5位菲律宾籍、35位德籍会士、其它百余位都是西班牙籍会士）。在台湾服务的道明会修女（西班牙、中国、瑞士和菲律宾籍）也将近100位[25]

6.道明传教区的大事录：

1909年5月2日教宗圣碧岳五世为中华首位殉道者刘方济宣为真福。

1917年传教区在福州设立一个出版社。出版、印刷一些宣传单、宗教性的月刊和一些书籍。

在此办教育成为传教的最佳方式。其实多年前在各堂区已设有当地学堂（小学）让男女生受教育。根据玫瑰会省1914年省会议所订下的政策决定，在传教区创办女子学校，因此漳州女子学校及修院（1917） 和泉州女子书院（由修女负责管理），和一所男子学校。漳州圣多玛斯书院（1924年）福州圣道明书院（阳光中学）（1915年）。另一所在福州成立，是为当地的满清女子所办的学校（1912年）。除了培育传教师的书院以外，他们也创办神学院来培养本地司铎圣召。因此1920的统计很明显地证明了这点。福州：1座书院有21位教师和200位学生，两座传教学校，有75位学生，2座神学院，有30位学生，149所小学堂，有153位教师和3.730位学生；2所传教学校有153位教师和3.730位学生；2男女各一所传教学校有219位学生。

厦门： 两座书院有450位学生，五座传教学校，一座神学院有10位学生，51所学堂（小学）有45位教师和1.880位学生[26]。

约在这时，台北的静修女子学校Blessed Imelda School也在1907年正式落成。1927年传教区有下列教育机关：福州传教师学校培养男性传教师一座，有68位学生，另一座是培养女传教师的有38位学生，中学：男子中学一座，有214位学生，南女生小学，5座有520位学生的学堂——男子学堂：109所，有3.350位学生；女子学堂：50所，有1.186位学生。

1939年在福州有27座书院和学堂，有3.013位学生；188座男小学堂，有5.742位学生，和101座女小学堂，有4.771位学生。

在厦门监牧教区的教育机关有传教学校4座，2座是为培育男性传教士，有19位学生；二座是给女传教士，有11位学生。1座男子中学，有296位学生；两座女子中学，有223位学生。男小学堂有42所，有2.582位学生；21所女小学堂，有876位学生[27]。

1920年：福建省遇天灾，接着又有瘟疫。

1921年：瘟疫再次爆发。

    1928：赵炳文主教在福宁教区成立国籍道明修女会。

育婴堂还是继续它的慈善服务。当时传教区还有福州、马尾、山城和溪填。 在1923年-1924年期间，将近有2.207 孤儿在福州育婴堂，847位在马尾；140位在龙田；280 位在溪填和109 位在溪填育婴堂的五个分堂。在厦门教区有三座，容纳了一千位女孩。根据当时的资料，在1921年-1927年的七年期间将近26.498位被抛弃的女婴受到教会收容，提供衣食和教育[28]。

罗马（1924年-1926年）和巴塞隆纳国际传教展览（1929年）道明会的参与是由厄思宾那神父P. Espina所协调的。

1924年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Celso Constantini 拜访福建传教区，道明会在此地的传教工作受到肯定。但他也提供给修会一些意见：a）在此地创办培养男女道明圣召的初学院；b）在福州创办一座女子书院；c）特别为该地区开办一座省立神学院；d）将其中的一个传教区留给本地圣职人员管理（最后闽东教区转让给他们）。这些意见修会均虚心采纳并执行。另一位宗座代表蔡宁蒙席Msgr. Mario Zanin，在1935来访视福建教区。

1924年在上海召开首届全国教务会议，道明会士卡西米罗‧贺南德斯Casimiro Hernandez神父被选为大会的总秘书长（这大会有46位主教，3位监牧主教，其中有二位是国籍主教和三十七位议员参加）。

1935年香港的圣大雅博会院落成，成为远东的道明培育中心来培养东方圣召。1947年开办了传教书院Collegium Missionum[29]。在逃难时期，来自中国各地的主教、传教士和修生都成为了会院的贵宾。

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根据传信圣部1939年十二月八日所公布的指令，由于一些祭孔的仪式，虽然有异教之嫌，因此遭受1742年的诏谕《自从上主圣意》Ex Quo Singulari谴责，但已失去其宗教意义，而成为一种社会爱国的形式，因此一般教友可以参与 。但是《自从上主圣意》Ex quo Singulari诏谕还是没撤除。

逃难（1940-1949）：抗日战争结束后，天下还未得太平，因为延续有国民军和解放军的斗争。1949年十月一日中共宣布解放，而成立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1859年到1946年期间，只有道明会在这宝岛上传教，总共有 54位道明会传教士，平均有九至十四位会士是在台湾传教，（除了一位越南和一位日本籍司铎外，其余都是西班牙籍会士）。直到1945年台湾大约有9.995信徒，14位道明神父和3位中国籍教区司铎，12所传教堂区和26个传教站，一座育婴堂，一座女中和11位道明修女。1949年十二月三十日全台湾分为两个监牧教区，一个在北部（台北），交给国籍的主徒会，而南部（高雄）交给道明会。1950年，这南方监牧教区有又分为中台湾 （台中）而委托给玛利诺传教会。1952年又再次分出两个监牧区，一个交给国籍教区神父，另一个交给巴黎外方传教会。高雄监牧教区在1954年有22位属于玫瑰会省的道明会传教士。1961年高雄监牧教区被升为正式教区，由道明会士郑天祥为首位主教（而后被封为总主教）。那时，只有39位属于玫瑰会省（14位是国籍）的道明会士，以及几位属于德铎会省的道明会士。从1946年到1960年新来了34位道明传教士（10位是中国人，其他的都是西班牙人）。另外33位道明玫瑰会省的会士在1961-1996年也加入传教行列（这包括1位本地的台湾圣召和5位菲律宾籍会士，其他的都是西班牙会士）。德籍道明会士有35位。

台湾传教区重要记事：

屏东和高雄原住民地区的开教：

在短短的四十年间，属于道明会传教的区域（雾台、玛家、泰武、来义、春日）[30]成为全国最兴盛的原住民传教区。

    在高雄市成立道明中学：1958年，由会士郑天祥[31]神父出任首位校长。

为了符合教会本位化，修会在1978年成立独立的国籍『中华之后』总会区。其它修女会也纷纷在当地设立独立单位。

    目前在台、港、澳的道明之家成员有：国籍的中华道明会、玫瑰会省、德铎会区、一座隐修女院、数个属于教区和国际性的道明修女会和无数的在俗道明会团体。

7.重要人物：

撒华多‧马素Salvador Masot主教

1845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生于西班牙莱里达Lerida省的阿沸斯Alfes村。1870年在菲律宾晋铎，次年来华传教。1884年被任命为监牧主教。「这位伟大神长可说是一位虔诚、聪明又谨慎的传教士，他是修会在中国传教史中最伟大的会士之一，因为他一生不只是为教会尽心尽力，同时也不懈怠地宣讲福音」。当时一位史学家曾说：「他算是修会在华最伟大的会士之一」[32]。

依稀铎‧葛列孟底Isidoro Clemente主教

1853年出生于西班牙卡赛里斯Caceres省的蒙地何摩索Montehermoso。1884年抵达马尼拉，同年被委派前往台湾传教。1894年被任命为厦门监牧主教。在他的领导之下教区获得硬件设备上的大进步，将近有54座新建的建筑和属神的发展。经过将近32余年的传教岁月，1915年八月十日逝世。[33]。

马奴尔Manuel Prat主教

1873年出生于西班牙赫罗纳Gerona的巴德特Batet镇。1898年抵达台湾。他很会讲汉文和日文。他被土匪绑架过两次。他是一位优秀的传教士和监牧主教，他在很困难的时代带领着厦门监牧教区，在传教地区付出了将近五十年的岁月[34]。

（宋金铃）方济‧阿奎瑞Francisco Aguirre主教

1863年出生于西班牙吉普斯夸省Guipuzcoa的艾奎巴尔Elgoibar镇。1888年抵达中国，1911年被任命为福州监牧主教。在他的任职期间，德籍和美籍道明会士也加入了中国传教行列，由于他的组织能力，使教务发展的很兴旺。他积极推动教会的慈善机构，如育婴堂和医院的成立。他是一位「模范会士、伟大的传教士和神长」。担任监牧主教前后有29年，1941去世[35]。

米格尔‧维拉Miguel Vila （1884-1941）

方济‧白嘿斯Francisco Pages （1889-1941）

二位伟大传教士来自西班牙的齐罗那省。他们二位都算是福宁传教区的长辈，他们的逝世都深深地影响了当地无论是信徒或是异教者的居民。「如果什么人可以获得传教士尊称，应该就是这两位会士，因为他们一生的好榜样，他们对救赎人灵的热忱、使他们在传教区进行超过五十年无怨无悔的服务。」根据修会所收集的传教区统计记载：维拉神父一生替6.000位教友施洗；为千对夫妇办婚配圣事；听过将近300.000件告解圣事；分送将近四百万圣体。他算是众人信徒和非信徒的慈父，坚守一生的贞洁。

后世称白嘿斯神父为「传教区的脑子」，因为他是一位学者和绅士，受人爱慕和敬佩[36]。

赵炳文总主教Teodoro Labrador

福宁监牧教区首位监牧主教（1925年），以及福州总教区首位总主教。他也是国籍『福宁道明修女会』[37]之创办者。1946年被封为首位福州总主教。解放后，他被逐回西班牙，直到1974年回台湾，在他所创的道明修女母院养老，1976年庆祝他晋牧五十金庆，1980年去世[38]。

道明会士厄拉铎‧釢拉神父Eladio Neira

玫瑰会省菲律宾区会长。

道明会玫瑰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