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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年-17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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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历1631年 到1700

 

1631年道明会以比较固定的方式开始在中国传教,传教地区也因而诞生,虽然经过无数的教难和神学争论的攻击,这传教工作开始开花结果,首先我们来探讨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以及宗教状况。

1.政治情况

当时道明会来华时,是大明朝(1368-1644年)的末期。根据一位史学家说:「明朝是中国历代中最无能及最腐败的朝代」。那时有元帅起义,判贼李自成攻打京城,明朝末代皇帝明思宗庄列帝(1628-1644年)因无法维护天下,1644年在紫禁城内自杀。

那时满清进入山海关统治华北,大明忠臣由于观念不一,渐渐瓦解分裂,使满清迅速地统一了中原。

在福建,明朝大臣郑芝龙,及儿子郑成功(又称为「国姓爷」Coxinga)继续维护明朝,不断地抵抗满清南下,但最后因不敌而退往台湾,成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

2.传教情况

1583-1632年在华唯一的传教士都是耶稣会。对他们而言,耶稣会的传教区是现代传教史最特殊的情况。从马尼拉,西班牙籍的道明会、方济会和奥斯定会曾经试过入中国传教,但是都失败。这主要原因是所谓的『保教权』Padroado政策[1],这特权甚至也包括其它地区:指他们有贸易来往的国家如中国及日本。因此想要去远东传教的传教士们必须要向葡国申请,而从里斯本出发才允许去传教。教廷为了减轻这种保权政策对传教事业的损害,因此在1622年,教廷成立传信圣部Sacred Congregat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Peoples来负责监督所有教会外方传教事业。教宗乌尔般八世Urban VIII以《从我们的任务》Ex debito召令(1633年二月二十二日宣布),许可「所有传教士,无论是教区司铎或是会士,不管从何处抵达,都可前往东方传教。」因此虽然这制度已经正式废除了,实际上传教士还是必须经过里斯本的准许)。

耶稣会,由于他们的爱国精神以及其它个人因素,借着「避免教友对于信仰模糊」之原则,不愿其它异国和其它修会的传教士来远东传教。因此他们与葡国政府连手,不让其它传教士前往大陆传教,因为这会威胁到他们在当地的势力。虽然多次教会抗议『保教权』这种夸张的立场,但是非葡籍的传教士,尤其是来自敌国(西班牙)殖民地的马尼拉,常常会受到澳门政府的迫害及侮辱。

但是从历史中来看,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历史中,也是很辛苦的。当初耶稣会最著名的二位传教士是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神父及利玛窦Matteo Ricci神父,他们从澳门往北前往京城。利玛窦抵达南京(1599年),最后前往北京,1601年在京城内成立一个固定性的传教根据地。九年之后(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逝世。在京都成立一个固定的西洋宗教基地,的确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任务,因为中国人对洋人都抱有疑心。这任务的顺利达成要归功于利马窦神父的社交能力与优秀人才。他们借着昂贵的礼物以及西方科学器材,加上他们对于科学的知识,使宫廷和清皇接受了他们。

1615年利马窦死后,一些大臣和读书人忌妒耶稣会士在宫廷的影响力,开始攻击传教士。他们控告传教士的学说不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以及古代圣贤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敬祖先的习俗。当时传教士就都被赶出京城,有一些被逮捕,受到许多委屈或入监。当时教难也维持了几年,之后教会获得暂时的平静,教会的传教事业也能够再次重新修建。但是如果当地官员不攻击传教士,那些反对满清政权的份子也同样会攻击他们。据说「耶稣会在中国的兴盛传教事业是由昂贵的代价所取得的:他们要经历无数的障碍,教难和艰苦,甚至要倾鲜血。」

在这种政治及宗教的背景之下,道明会的高奇神父,借着天主的助佑和个人的超性毅力,终于进入了中国领域,而后建立了道明会在中国传教的根据地—福安传教区。

可惜,高奇神父虽然在传教工作上获得不少成果,据说他在福安附近的顶头曾经使居民5.000人入教,1633年去世了。但他逝世之前,修会已经派了另一位传教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Morales神父和方济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ta. Maria神父[2]

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也在这时候爆发。刚进入中国的道明会和方济会都受到迫害,是因为他们坚决反对一些传统的习俗,他们认为这些习俗(如祭祖先和祭孔)是与天主教对立的。为了争论这点,不少传教士都被抓而后关在监狱里,受苦刑或被赶出国门。一些道明会士,为了避免当地教难的迫害不得不前往附近的省会,如浙江和江苏继续传教,因此扩展了修会在华的传教范围。最后他们必须完全退出中国国土往澳门和台湾避难,从这两地再计划回去中国大陆。

讨论到中国礼仪之争时,曾经有一些学者说过:「最不幸的是,耶稣会与道明会为了这个争论而互相对立。耶稣会的范礼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no 和利马窦以「文化包容」的方式来执行他们的传教工作,这方式的起因是来自圣方济‧沙忽略Francisco Xavier的传教方式。这种传教方式后来成了纷争的主因,首先是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和道明会,但后来也成为整个教会纷争的题材。这争论在1742年教宗本笃十四世Benedict XIV正式做了结案,他严禁敬孔和敬祖先的仪式。因此使教会在中国的进展延滞了将近二百年。」

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刚接受信仰的中国人,如同刚皈依的信者,还是留下一些过去生活的习俗或宗教概念。这情况在中国教友身上是十分地明显的,因为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要使之能够有一种纯真未污染的信仰,需要多年的磨练和渗透的培育,才能使这信仰真正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当时人们无法坐视这问题也无法将它合法化。根据现代的历史资料,如同我们先前提过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本位化问题。事实上这问题牵涉到更深的危机,因为它已经碰到了一个严重的信条问题,也影响了皈依于主的重点,这也是传教的最终目的。虽然有一些人(多数是自由主义派者Liberals、不可知论者Agnostics),现在会认为,中国礼仪之争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只不过是一种社会或文化的习俗,如同我们现代人所认定的这些习俗,但是三百年前这问题却是没那么简单的[3]

其实,当时在华的耶稣会对于这问题的看法不一,只有后来偏向利马窦的看法,修会采用为官方的看法,于是这思想就成为了耶稣会的看法。道明会从头到尾,一直维持着一贯的观念。对于这点争论,我们在此不再分党作对[4],或判断谁是对的或谁是错的。教史告诉我们这争论使教会在中国和印度秦纳的传教工作受到极大的损失。

我们可确认,当时人们对于这争论十分的重视。三位道明会士纷纷在不一样的时期亲自前往罗马,向教廷圣部和教宗报告有关中国的情况,要求教廷对于这争论下确定的结论。黎玉范神父为了把他们对于这争论的观念呈上教廷,亲自从中国走路到罗马,这旅程使他花了将近两年半的时间。1645年他也获得教廷一份公文,确认道明会对于礼仪问题的说法。几年后(1672年),为了同样的原因,另一位会士,再次做了这传奇性的旅程,他是闵明我神父Domingo Fernandez Navarrete。甚至在十八世纪的初期会士罗森铎神父Francisco Gonzalez de San Pedro 1707年)[5]也如此做过。

3.道明传教区:

虽然道明会士的传教范围也包括浙江、江西,甚至北上达山东,但基本上主要范围就是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初期,道明传教地区属于南京监牧教区管辖, 1696年成立为独立的监牧教区。此地的一些传教中心有:福安、福州、厦门、顶头、穆阳、罗园、延平、福宁等地。

修会当初在中国传教时,对公开讲道甚感兴趣。据说「他们常手持苦像在大街小巷,都市广场,向好奇的群众讲道」。[6]

4.人士:

来华的道明会士人数不多,每次大约平均有十位左右。在华传教的会士们,不断地向驻马尼拉母院的省会长申请要更多人手从事传教工作,但是会省无法派更多的会士了。幸好,数量的缺失由会士们的优秀素质弥补。在这期间(1632-1700年)只有三十六位道明传教士来华。由于在马尼拉都曾经在华人地区做传教工作,他们大多数都在语言和中国人心理与文化上都有了足够的准备。为了显示这批传教士的文化和德性品质,在这三十六位传教士中出了一位总主教、五位主教和二位监牧主教。除了他们的使徒工作之外,他们也写了不少文书。这些会士们写了有关中国文化、历史、当时牧灵问题(有关中国礼仪问题之类),语文和文学等等书籍文件。最令人羡慕的就是,虽然他们都在一种紧张、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之下,但还能够找时间起笔写书。这些传教士所留下来的一些《报告书》Relaciones 和书信也成为写中国传教史的主要资料和遗产。[7]

5.传教发展:

根据保守的数字,约在1664年已经有三万中国人受洗,全国有25座建盖完成的圣堂。在十六世纪末(1700年)虽然很难确定受洗的正确统计,但是修会有一部分的资料可让我们知道传教的情况。从1664年到1700年,至少有一万五千位受洗。从这数字看来,约在1700年道明传教地区将近有四万五千人受洗入教会。(本会的史学家很得意的说道:「我们的教友都没有沾到任何迷信的污染。」)建立将近有五十座教堂。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成绩,因为这些是身处在教难和被放逐、传教人手不足等困境下,以及其它障碍和限制危机中所完成的。道明福建传教区不只是因为教友人数多,更因教友的品质出名,他们对于信仰的虔诚和忠实获得全国教会的羡慕和尊敬。一位史学家曾经说过:在福建的道明传教区实在是一个美丽的信仰团体,甚至当代的一些作者称它为:『道明会的中国花园』。

我们在此也应提出在这群新教友中的神圣好榜样,这些人士属于两种团体:守贞姑婆和绅士,他们借着他们的生活见证和他们的学问,在公庭或在衙门中维护教会信仰。这两个组织都是属于道明第三会,成立后与修会福传工作保持有密切的关系。守贞姑婆只有在年老时才能够入道明第三会,经过仔细的筛选,只有最优秀和有良好德性的人才能被许可发愿。

守贞姑婆:妇女贞操,一生不嫁的习俗,这在中国文化中是非常陌生的。根据当地习俗,父母亲在他们女儿幼年时,就安排了他们的婚事、接受聘金。这合约必须严守,不然会被控诉,损失家庭名誉,所收的聘金加上多年累积的利息都要退还对方。当时大部分的教友,多数双亲或是其中一位是异教者,而在当时社会,儿女不可违背父母。根据儒家传统思想,女孩违背长辈安排是属不孝。当双亲不了解他们女儿守贞终身不嫁的倾向时,就利用所有方式来改变他们的主意,如果不遵,他们就以暴力相对。一些年轻的守贞者,所彰显的美德和毅力,获得传教士和教友的肯定和敬佩。但是这些守贞者不只是修道,会士们也鼓励和让她们承担一些特殊的福传使命,那就是给其它妇女讲道[8]

教友绅士(大多数都获得传教士的支持和鼓励去争取官位),在教难时,显出对于福音的忠实,他们也协助传教士的传教工作,维护信仰和传教士的清白。有时因为他们很接近传教士,因而危及到他们的社会地位、财产,甚至生命也陷于危险的境地,这也成为传教士和当地教会引以为荣的地方。

6.传教地区大事录:

满清攻进山海关之后统治天下(1644-1662)。那时,清兵和明兵的战场迁移到福建:闽东地区属于满清;闽南还归属明朝。

福建当地明末教难(1639年),满清教难(1648年)以及全国教难(1664年到1671年),浙江省教难(1691年)。

教难中最出名的人物是刘方济Francisco Fernandez de Capillas,他1648年在福安为主致命。教宗本笃十四世宣布他为『中国首位殉道者』,1909年列为真福,2000年被封为圣人。

圣道明第三会(道明在俗会)的成立。

中国育婴堂的组织是由道明会士黎奇神父创立的。由于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错误观念,被家人抛弃的女婴造成当时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因此教会寻找这些无辜的婴儿,收容她们而由守贞姑婆来照顾她们。后来教会肯定这种慈善组织,并且成为十九世纪传教的最佳方式(1842年)。

1696年道明传教地区,从南京监牧教区分出来,成立为独立的宗座监牧地区。

7.主要人物:

我们详细阅读中国道明传教史时,得知这些从事传教工作的会士都不是平凡的人物;这解释了为何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他们还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我们在此略提几位:在修会历史书中都获得「可敬」之称的会士。

可敬的高奇父(安吉罗‧高奇)Angel Cocchi of San Antonino 1631-1633)。这位意大利籍的道明会士是道明在华传教的创始人。他为了成全他来远东传教的志愿,转入道明玫瑰会省,1621年在墨西哥晋铎来菲。曾经在台湾传教(1627-1731)。约在1631(或1632)抵达中国,而开始奠定修会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基础,不幸的是在1633年就去世了。会省记载他的工作和为人的品质:「他圣名为『天使』。他的工作及他纯洁的生活也确是有如天使一般的」。

可敬的黎玉范 Ven. Juan Bautista Morales 1633-1664年)他是道明在中国传教的创始人之一。在史上,他是位传奇的传教士和旅行者,因为当时中国礼仪之争刚引发,他为了维护信仰的贞洁,靠双腿从中国徒步往欧洲向教廷声明反对耶稣会对于中国礼仪的立场,正式把礼仪之争的问题传到西方,使他被列为礼仪之争的主因。他对于天国传教事业非常的热心,成为传教士的领袖,他多次被攻击、被关进监狱,最后他是被一位疯子刺杀。他是一位著名的作者,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对于当时的神学争论和问题都十分的熟悉。

可敬的徐方济Ven. Francisco Diaz[9] 1635-1646年)1632年从西班牙抵达菲律宾。在马尼拉的巴利安华人区以及华人医院受训练之后,在1635年被派往中国。这位多才的会士,将天主之圣名带给成千的中国人。在这过程中,他因基督的缘故,遭受残忍的攻击、受到逮捕入狱,被殴打以及受其它苦刑。会史中也把他列为一位真正的殉道者。他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

可敬的施若望 Ven. Juan Garcia 1637-1665年)1632年与伙伴徐方济和圣刘方济从西班牙抵达菲律宾。他是困难时期中的使徒(据说他经历了所有初期的教难),他在二十八年的传教生涯中不断地支持和协助在教难中的教友,亲自施洗。他多次被押进监狱里,多次进出死亡的境界。会史记载说:「他是这帝国(中国)最伟大的传教士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作者。.

圣刘方济S. Francisco Fernandez de Capillas (方济‧嘉比莱)(1642-1648)获得『中国首位殉道者』之称的圣刘方济,1607年出生于西班牙巴伦西亚Palencia省。幼年入道明会。为了实现他一生往外方传教的欲望,自愿转入在远东传教的玫瑰会省。1632年抵达菲律宾,在当地晋铎,在吕宋岛传教前后十年之久。1642年抵达中国大陆。他虽然只在中国工作很短的时间,但如圣人般地彰显爱主、爱人的热忱。1646年,为了探访病人,在路中被清兵捕捉入狱,受审询及苦刑、受到殴打、唾面等凌辱。1647年一月十五日以莫须有之罪名被斩首。他是中华首位殉道者。1909年列真福品。2000年被宣为圣人。

可敬的高道明(郭洛纳多)Domingo Coronado 1655-1665. 他是当时最热心也最成功的传教士,他被逮捕而带进京城审判,在监狱里去世,安葬于北京耶稣会墓地。在世时被公认为一位圣者。

可敬的利奇Vittorio Ricci 1655-1685)他精彩的生平可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他是闽南(厦门)教会的开教者和中国育婴堂慈善组织的创始人。为了信仰,他受到许多委屈,多次受到生命威胁。他曾被郑成功和西班牙殖民政府指派为双方的大使,因此对于马尼拉、台湾和厦门的航线十分熟悉。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会士,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地图画家。他曾被教廷委派为在台湾和南地国Terra Australis (澳大利亚)的教廷特使。他的贡献可说是不输给他的亲戚,著名的耶稣会士—利马窦。

可敬的闵明多(道明‧那瓦莱)Domingo Fernandez Navarrete 1658-1672)。由于著名的广州会议Canton Conference[10]无法协调双方对于中国礼仪之争的问题,1669年,这位道明会士又再一次前往罗马向教廷神学家请愿,并提出对耶稣会的控诉。这旅程在他所著的《回忆录》Memorias中有着详细地叙述。欧洲也出版了他著名的《中国传统的历史、政治和宗教》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Religiosos de la China。他曾经被封为中国主教,但他拒绝后,提出同会弟兄罗公文藻为更适合的人选。但后来他被封为新大陆桑多‧多明我Santo Domingo之总主教。他曾经写过几本书籍,甚至到现代,学者还是对他的作品十分地推崇。

可敬的道明‧巴禄Ven. Domingo Varo 1649-1687年),会史称为「一位伟大的传教士、博学的神学家,他是国学中之最」。为了福音的缘故,多次被押到监牢里。他可算是修会在中国传教史中最英明、最著名的巨人之一,异教徒虽然不奉教,但特别恭敬他,佩服他的才能和德行。后来他被任命为监牧主教。据说在他三十八年的传教生活中,曾经领洗了成千的慕道者。他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

可敬的雷孟‧范莱Raymundo del Valle 1655-1683年)他来中国传教之前已经在菲律宾传教多年。他与同伴共同分担当时传教的无数困难和教难的威胁,因为有着随时被仇敌逮捕或伤害的恐惧,所以他们没有一次能够公开地宣讲福音。他不只是一位著名的作者和维教者,他也是一位神秘者。他的同时代人物巴禄神父认为他的生平值得后世留念,也亲自写了他的传记。

可敬的罗文藻 Gregorio Lo Wenzao1665-1691年)他算是中国首位司铎和道明会士,也是中国首位本地主教,比中国立圣统早了三百年[11]。他在中国申请加入道明会,被派往马尼拉继续读神学,1655年回传教区。在1665-1671的教难中,由于他是中国人,能够自由地往全国各地传教。因此在这时期他走遍全国,去鼓励安慰所有的信徒,也使许多异教徒皈依于主,并替他们受洗。最后,经过多年的积极传教工作,1674年他被任命为南京监牧主教(他牧灵范围相当的大:甚至包括全中国以及朝鲜半岛。)但他还是等了多年才被晋牧(限于篇幅,无法在此完整的叙述)。他最后在广州晋牧。身为主教,他热心地为教务和福传工作效劳,推动本地圣召,也祝圣几位本地司铎。1690年去世,(四十多年的道明会士工作,其中三十五年是传教司铎、五年为主教[12]。)

在修会的历史书籍和当时的报告中,也记载着中国一些模范教友和圣者,他们的德行和对于圣教的热心和维护,可说是传教区的最大支持和安慰。我们如果开始提出当时著名和优秀的教友,那我们会数说不完,根本无法结束,但确又不能完全不提,因此我们仅略提几位代表。

来自道明传教区的陈小东(又称为郑伯铎尼拉),Petronila Tein[13]是中国首位守贞献身的女教友。她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异教家庭,十一岁时受洗而十八岁加入道明第三会,也是首位国人会员。由于她不能接受双亲替她安排嫁给一位姓周有钱公子的婚事,因此受到苛责。由于她对守贞的坚持,对方只好退婚回家。最后她受到家中的许可,在家修道,度一种积极的祈祷、补赎和使徒工作。1720年省会议公报中,附上她的讣文,证明她大约是在召开省会议之前去世的。会史列她为霞蒲教会的创始人。逝世后,教友们纪念她为精修圣女,而常求她代祷。[14]

另一位是会史中所记载的『顶头姑娘』,来自福安的玛达肋纳及加大利纳,穆阳女子缪玛利亚及同乡伙伴路济亚Lucia。这些女子为了维护她们的贞洁以及献身于主的意念,可说彰显出英雄般的见证。

另一个案子是一位桑氏老妇女,圣名加大利纳Catalina Sanso:这位属于道明第三会会员,是一位著名奇迹者。她故乡是在顶头,她嫁给一位异教人士。她可算是「道明会在中国花园内最美的花朵之一」。1639年受洗后,成为一位典范的教友妇女。她以言行遵守天主的圣训,而全力引导他人信教。1642年她开始经验一些异像,她的神秘经验可与圣女加大利纳和圣大德兰相比。她曾被任命为穆阳、福安和顶头三大堂口的传教师,借着她的超性恩惠和她的德行,引导了不少背教者和异教者悔改。

可敬的甄伯铎Ven. Pedro Ching。他是福安的一位富裕的著名绅士。五十岁时入教,后来他加入道明第三会而每天参加弥撒圣祭。他成为当地教会的教友会长;传教士的助手;年轻守贞者的维护者。他多次在大官前勇敢地维护天主教。五十四岁时,为了维护信仰被杀,由于控告他的人不满他的答复,就将他活活的打死。他去世之前,虔诚的领受圣事,而宽恕攻击他的仇敌,他的确是一位真正的殉道者。

洪安德Andres Hung[15]可说是初期伟大教友之一。他在福安听高奇神父讲道,是与另一位好友名叫多玛斯一起受洗入教的。奉教后,他自愿过一种积极的生活为教会服务。他是一位著名的宣道着。他后来加入道明第三会,归化了他妻子德兰入教,虽仍保有婚约,却都因要更积极跟随耶稣,二人均宣誓各自保有贞洁,一直到他在1648年去世的那一天(三王来朝瞻礼)。

缪若望Juan Miau属穆阳一家富裕家族,也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如郭邦雍(华敬)Joaquin Ko 和纳伯,耶稣会神父替他受洗,因此自然地接受有关拜祖先和祭孔的传统与天主教信仰可相容。但是他与道明会接触时,发现天主信仰无法接纳这些异教的习俗,之后他也成为福安教会的主要人物。他是一位受尊敬的人物,他曾是武官。当时清军攻打城市,他马上被逮捕判死刑。据说行刑时,他喜悦地忘我,在深祷中站着被砍首,不知当时他周围发生什么。之后满清士兵也杀死了许多教友,从此缪若望也被众人列为圣者。

可敬的郭邦雍(华进)Joaquin Ko,福安县人,如缪若望也是一位进士,他是一位著名的维教者,后来成为传教士的忠实伙伴。1638年,他与李玉范前往马尼拉,在巴达安Bataan与徐方济神父同住,他协助徐神父编写一本汉语文字学书和一本辞典。他也在此要求入道明第三会,过一种积极的修道生活,严格地遵守道明会宪所规定的斋戒和刻苦。他与徐方济Francisco Diez神父回中国时,就从事传教工作,使背教的悔改皈依于主。他也曾经当过小官。满清攻打福安时,他被逮捕,并与他的孙子斐理Felipe一起被判死刑,行刑时二位赤裸裸地被砍首。当时二位勇士跪下,双手还拿着念珠念经。根据利畸的见证:「这位真福者是真正的殉道者」。

一名教友圣名叫纳伯Bernardo,姓不详,会史记载说他是一位优秀的绅士教友。他是由耶稣会神父受洗,是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神父Giulio Aleni[16]的多年助手和同伴,也曾帮他写一些学术的书籍和文章。之后便对天主教的道理非常熟悉。艾神父死后,他回福安时,发现道明会在此地传教,看到故乡的教友既热心又有组织,大为感动。当时1645年教廷对于中国礼仪之争的召令公布时,他成为一位巡回的宣道者,不断地提醒教友的任务。由于他是一位著名的宣道士,因此当神父无法定居时,便委任他负责顶头教会。有一次,一些土匪攻进教堂抢劫,纳伯严厉地制止他们的行为,因此他们恼怒地将他活活地打死。他成为维护教会的光荣殉道者。

米格尔如纳伯,历史没有记载他的姓名,似是柳阳人。有一次乡亲前来要求他募款来整修本村祖先祠,但身为一位基督徒的他,坚持拒绝出钱,表明说他的良心无法接受这种迷信。因此乡亲们生气地烧掉他的房子,把这位信徒米格带进祠堂,勉强他朝拜偶像和祖先牌位,米格尔仍坚持拒绝,使在场者更加愤怒,将他打得半死不活,但还是无法说服他。

安德是另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可惜我们只有他圣名的记载。有一天他同乡在县官前控诉他,虽然控诉的罪名严重,但法官只判他一个很轻的处罚,民众不服,将他活活地打死,临死他还对主忠实到底。

天主教信仰到此时可说已经正式扎根在这些新教友心中了。[17]

 

[1]这是指教廷把一切属葡国之殖民地的教会发展,全部委托给葡萄牙皇室。

[2] 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中华书局)第108-113页。参阅Anastasius van den Wyngaert OFM《中国方济会志》Sinica Franciscana第二册第六章。

[3] 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资料请参阅:李天网著:《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道明会士的坚持都有他背后的原因:由于道明会是当时西方教会神学权威,长期以来,他们主持教廷的「宗教裁判处」,对裁判异端特别有发言权。但是道明会在中国文化问题上缺乏内在的观察。他们的教友多半都是劳工阶层的一般民众,不像耶稣会那样,有儒家士大夫作朋友。道明会传教的重点在海洋群岛、台湾,而沿海的福建省是他们唯一延伸中国大陆的部份。这也双重影响了道明会的立场: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字传统缺乏全面性的了解,另一方面是对沿海地区格外严重的迷信活动感触尤深。李天网著:《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1998年)p.37

[5] 黎玉范和闵明多神父的旅行记载成为一种有趣的旅行记,成为传教和旅行记录的典型作品。

[6] 燕鼎思者:《中国教理讲授史》(石家庄:信德社,1999年出版)54页。

[7]《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五册将近474页,是纯粹记载在中国的道明传教士,写有关中国为主题的书目(从明末直到解放时代前后。这书目中包含着万项的题目,不只是记载传教的历史和过程,也记录了当时国人的风俗习惯、宗教、社会和经济状况,也有中国与异国的经济和外交的关系。这些文章当中也记载了中国的政治演变,从明朝时期直到解放后的 1954其它报告也有关于地理、水理、农业、工商、交通、历史、人文、钱币、建筑、文学等题目。

[8] 这点从中国教会的历史和中国守贞姑婆的演进史与传播的贡献都可得到证明。参阅燕鼎思者:《中国教理讲授史》(石家庄:信德社,1999年出版)56页。

[9] 别的作者翻译他的汉文名字为『贾方济』或是『苏芳积』。

[10] 166712月十八日直到1668年一月26日间,全国二十三位传教士(其中有三位道明会士和一位方济会士,剩下的都是耶稣会士)在广州耶稣会馆里举行历史性的会议,对于近百年的中国传教活动进行全面的总结。

[11] 参阅沙百里Jean Charbonnier著:《中国基督徒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p.157-167

[12] 在修会的史书中,被称为「可敬者」都是封给有功劳、有德性的人士,虽然还没被教会正式的认定为圣者,但都已获得大众的认可,为德行和传教热忱者的楷模,如同在文章中所提到的这几位人物。更完整的传记和相关的数据可参阅《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一册。

[13] 参阅巩撒略斯J. M. Gonzalez 著:《中国首位主教:罗文藻》El Primer Obispo Chino: Padre Lo(西文)(马德里:1966年出版);方豪著:《中国天主教使人物传》中卷p. 144-146;沙百里着:《中国基督徒史》p. 211-215

[14] 《玫瑰会省省会议公报》第一册, pp.181-186

[15] 沙百里Jean Charbonnier著:《中国基督徒史》p.146

[16] 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SJ1611-1678)可说是福建天主教会的开教者。据说他在福建省传教时共建22座大教堂,小型教堂不知其数,受洗一万多人。参阅王书楷编《天主教早期传入中国史话》p.185

[17] 这些中国主要人物都在《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一册中有详细的记载。这世纪的伟大传教士所寄给修会长上的报告中,既景仰且敬佩地写出这些教友的勇气,和对于福音的忠实,而称他们为「殉道者」。甚至在当时的《省会议公报》中的讣文记录通常都很简单,但是在赞美这些教友以及一些属于道明第三会的会员时,都超过讣文的文法范围,甚至超过修会给予伟大传教士的赞美!

 

前引 1631年之前 1631年-1700年 1700年-1800年 1800年-1900年 1900年-1954年 参考资料

道明会玫瑰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