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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年-18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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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历1700年至1800年

 

1.政治背景:

公元1662年,满清攻进中原,推翻明朝,立满清大朝。由于满族人是属于关外民族,并没有获得国人的拥护,因此在清朝执政的三百余年中,不断地有革命或起义。清朝建立以来中国也刻意与外邦示好,特别是菲律宾和印度,因为当时两国都是西班牙及葡萄牙的殖民地。俄国也是大清国北部邻居。俄国往东发展使清廷不安,只好在1717年签上友谊合约。

虽然清朝开放了新政府,开始了全国在经济、文化及艺术更新的运动,但他们仍无法避免与邻国缅甸、朝鲜、尼泊尔发生冲突。

此时,清朝维护西藏与朝鲜,台湾也归属中国领土。康熙皇帝及乾隆皇帝执政时,可算是满清兴盛的黄金时期,但是对传教事业而言,是最不吉利的时期。通常西洋传教士们,都夹在双方的冲突中,而受到最大的迫害和损失。

2.宗教状况:

从传教运动而言,这时期比前期更糟。这时期天主教正式被官方否定而不断地受到迫害。清朝不准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除非他们先获得政府所发的『表』(这是一种入国土的签证,这种规定主要是使官方能够控制传教士的活动以及监督他们传教内容。有一些传教士拒绝去申请,宁愿以非公开的方式传教事务。因此禁教召令很普遍,西方传教士被充军、教友被压迫、背教等等。传教士为了牧灵工作,自愿留在中国传教,但时常必须躲在山洞、山坑或在河川边避难。但不是所有召令都是来自宫廷的,有时是有宫廷部门、大臣、翰林及外教绅士等人所公布的,大多数都是妒忌西洋传教士对多数教友的影响。

福建的教难特别严重,由于它的地点,又是离菲律宾最近的省会,清朝怕西班牙由闽登陆攻打中国。这点怀疑是有道理的,因为大部分在这沿海地区的传教士都是来自属西班牙统治的菲律宾。福建当时有大约700多位绅士教友,用许多名义到达全国,官方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官方无法解释为何国人在教难时代,还坚持相信洋教道理,这情况实在是不可思议。

教廷愿意向大清求情,希望禁止教难迫害。前后派巡阅使,和教廷大使多罗枢机Maillard De Tournon 1704年)及宗主教嘉乐Ambrosio Mezzabarba1720年)来华。但二次都失败,由于那些维护利玛窦说法的传教士不支持教廷对于中国礼仪问题所决定的案件。教宗本笃十三世(1725年)又派一个教廷大使来华,这次,大使受到了较好的对待,虽然仍无法禁止教难的风潮,但至少减轻了威胁及公开迫害的气氛。

可以形容这时期的教会史为教难时期。无论是全国性或是地方性的,教会都无法解脱迫害教会的悲剧。我们在此应提出1707年,1717年,1719年,1726年,1735-1755年,1769-1774年,1784年,以及1791年的教难。由于这些陆续的教难十分惨烈,一位学者在总论十八世纪在华的教会史,曾经写道:「在此我们没有享受过平安的一年,都是教难、冲突、放逐边疆、坐牢、英雄式的牺牲以及光荣的殉道」。的确,最令人称奇的是,虽然生活在这种情况之下,信仰没有被毁或是完全被消灭。这奇迹的功劳,除了天主特别的助佑之外,应归功于当时刻苦耐劳的传教士们以及那些勇敢而忠诚的教友们。

3.地区:

为了传教的方便,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福建以及附近的浙江和江西渐渐成为道明会传教的主要地区。福建省本身大约有100.000 公里平方大,地形贫瘠,都是高山丘陵,交通特别不方便。

4.人士:

在这期间(1700-1800)总共有48位道明会士被派遣来华传教,当中有38位是西班牙籍会士,10位是中国籍会士。他们当中每一位都经历了坐牢、苦刑或充军的悲哀,五位会士为主致命、一位在牢里去世、四位因工作压力崩溃而发疯。如前世纪来华会士的品质一样,都特别优秀,补偿他们量的缺失,从这时期的开始,大约有十位道明会士在华传教,多数都是文德兼优的优秀人才,被派遣往中国传教的会士们在欧洲曾经当讲师,甚至有几位加入玫瑰会省之后,也在马尼拉当过大学教授。总而言之,这些传教士都是品学高人一等的,充满使徒爱火者。

当时玫瑰会省,由于其它传教地区也需要新人的协助,无能全力去协助中国传教事业。但总会长在1716年特别强调,无论当地有多么大的困难及人事的缺失,派遣会士前往中国应是省会优先中优先考虑的。因此会省在每一个教难之后,尽量派遣传教士去重整恢复传教事业。大约平均维持在六至十位传教士。虽然少数传教士能够自由实行牧灵工作,但是当时信友们,尤其是守贞姑婆,玫瑰善会会员,属于道明第三会的绅士及传教员等等教友,都无条件的彼此鼓励,保持信仰的火花,他们真正可说是当代教会的支柱。

5.传教事业发展:

在十八世纪初,道明传教地区总共有三十一座圣堂(这数字包括小经堂及传教站),当中有二十五座在浙江;两座在江西省。我们曾经说过,当地教友的虔诚以及对信仰的忠诚是很出名的。慕道者受到严格的宗教训练,在愿意弃绝一切迷信和异教的习俗之后,才允许他们受洗入教。在1723年教难之前,整个地区的传教事业特别兴盛,据说:「在整个大清国(中国)没有人数那么多,信仰那么热心的基督团体」。如果当时没有教难的迫害,他们认为整个福建地区能够归属于主奉教。在世纪早期教友人数大约有二万多人,甚至有些村镇都完全是奉教的。

根据一篇1741年的文件[1],由于教难的缘故,当时只剩下大约九千八百一十二位教友,分布在96个团体(村庄地名以及它们具体的位置都有详细的记录)在这些团体(堂口)有几百个到几十个教徒,当时穆阳大约有一千八百位教友。在1755年,会士年保禄Pedro Nien神父曾经写道:「在福安地区大约有一万三千教友,分布在二百多座村庄。」这讯息也被区会长狄亚哥‧达拉迪略神父Diego Terradillos肯定,他1761年的报告里写道:「要确实知道传教区真正的教友人数是不容易的,但大约有一万多位分布在三十四座教堂。」在1795年十一月十日贾赛神父从穆阳寄来的报告,再次给我们不同的资料:信徒总数大约有一万零五百一十人,分布在三百六十五座城市、村镇里,而由六位传教士牧灵。[2]

6.道明传教地区大事录:

在这世纪(1696年),福建的道明传教地区从江南(南京)监牧教区脱离出来,升为独立的监牧教区。1707年道明会士马钦神父Magin Ventallol被任命为宗座代办,1716年任命为首任福建监牧主教。从此以后直到二十世纪中叶,都是由道明会士担任主教。由于道明会士所谓的『免除隶属』修会,一直都属于本会的省会长和区会长的管辖之下。

这时代的教难,多数是由『礼仪问题』所爆发的。由于宫廷及教廷双方沟通不良,使问题更加恶劣。为了再次澄清道明会对这问题的立场,教廷特别邀请道明会士罗森铎神父Francisco Gonzalez de San Pedro 来罗马(他是「中国礼仪问题」争论中,所出现的第三位道明会士),他在这问题的角色是值得学者做深入研究的。

为了方便协助在华及安南的传教事业,1723年会省决定在广州建立一座办事处,选教宗圣碧岳五世为主保。直到这世纪末(约1750年)办事处才迁移到澳门。

在这世纪,多次传教事业被中断。诸位传教士被赶到广州、澳门甚至印度葡国殖民的马德拉斯城Madras

1734年乾隆登上皇位,次年召命禁教,禁止洋人传教士来华,也发起了一个漫长而积极的教难活动。在这残忍暴力的期间也产生了无数的殉道者及信仰的见证人,可说整个传教地区的物质设备全被毁灭,更毁坏了许多团体。

但在这混乱的期间里,传教士们为了关怀当地的贫穷者,开办了二所痲疯病院,收留这些被他们自己家人舍弃、无家可归而到处晃的病患者。在此道明第三会会员及守贞姑婆们都投入到行善的工作中。

由于派遣足够的传教士前往传教地区,以及外籍会士入国境的困难,使多位监牧主教及区会长决定在当地招生,收本地(安南和中国)圣召而派他们去马尼拉(在本会创办的「拉特郎书院」Colegio de San Juan de Letran及「圣多玛斯大学」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求学接受优秀的熏陶及培育。早在 1734年,他们获得西班牙国王的奖金,希望有些学生能够晋铎或加入道明会。当时的中国籍道明圣召就是此计划的效果。

教宗本笃十四世在1742年八月九日宣布信理诏谕《自从上主圣意》Ex Quo singulari。自1645年起,罗马教廷已经宣布不少有关『中国礼仪问题』之文献,但比不上这信理宪章中严历禁止中国礼仪的严重性和绝对性。福建监牧白多禄主教接受这宪章后,在1745年发表了他著名的牧函,详细地叙述了实施内容。

道明传教士致命见证:白多禄主教Pedro Martir Sanz 1747年),费方济Francisco Serrano和同伴。教宗本笃十四世,在一收到这殉道的喜讯,就于1752年一月二十四日召开枢机谘会,称赞了这些为信仰致命的胜利者。

在教难中,唯一留在传教地区牧灵的道明会士是留菲的中国学生,可算是在菲陶成的最佳果实之一:冯若望Juan Fung de Santa Maria。如同他前辈,上世纪的罗公文藻,冯若望是一位有德性与传教活力的会士,为了信仰的缘故,曾双脚被扣上铁链,上衙门共有三十六次。官方禁止他入湖南省界,1755年的三月到七月被赶回福建,教友为了看他一眼以及求他的祝福,从他们的避难所出来迎接他。他回乡后几天,在病床上去世。虽然他未获得殉道之冠,但历代纪载也把他列为真正的殉道者。

1760-1770年:修会继续派新的传教士,在这紧张的情况之下,六位道明会士(三位西班牙籍会士及三位国籍会士)还是在此地获得丰硕的传教果实。

根据这十年初期统计:有1.211件受洗;18.912办告解神功。我们大约可以说在这十年期间,受洗者达4.824位,听告解者有75.646位。这数目不包括婚姻、葬礼等其它宗教性的活动,显示出这些传教士工作的活力和使徒的精神。他们曾说:「我们必须在黑夜里行使徒工作,白天就躲在山洞内或在小溪旁。」

1770-1780年教难:在这时期的教难,虽然都是地区性的,但迫害性也十分的强烈。传教士生活在危险中行牧灵工作。因此在会省文件库内,有关这时期的相关资料,特别的少。虽然教友人数减少,但那些坚持到底的忠诚信友的信仰都非常坚定。另外还有两次教难生发在17851791年。

7.主要人物:

马钦主教(马钦‧温达罗)Magin Ventallol 1680-17321647年三月二十八日出生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他是一位有学问,有圣德的会士,是法典博士也是位优秀的国学者(可算是巴禄神父后的第二位)。在华传教陆续有五十余年,曾当过区会长也是福建首位监牧。1732年六月三日在广州逝世。[3]

可敬的冯若望Juan Fung de Santa Maria 1747-1755)他遗体送回双阳(约1761年)安葬。据1950的讯息,冯氏之墓还保存着。他被众人认为是一位圣人及殉道者。[4]

罗森铎(方济‧宫瑟洛)Francisco Gonzalez de San Pedro 1696-1707)他是一位热诚的传教士以及区会长。曾经为了福音缘故被充军。为了向教廷报告在华的传教真相,被派遣往罗马。抵达罗马时,参见传信部的诸位枢机长老以及教宗格列孟十一世,他们都因他的智慧和德性而受感动。他也是一位著名的国学家,写了不少有关中国文化及思想的文章、书籍[5]

圣白多禄Pedro M. Sanz Jorda[6]

圣白多禄主教1680年出生于西班牙东北部的塔拉戈纳Tarragona省。在莱里达Lerida入道明会,后转入玫瑰会省。1715来华,三年后被任命为福建道明会区会长。1729年被任命为福建宗座监牧主教。1746年被捕,1747526日在福州府被斩首,为主而捐躯。圣白多禄主教是中华殉道者中首位被致命的主教。

圣华雅敬Joaquin Royo Perez

圣华雅敬出生在西班牙特鲁埃尔Teruel省。1708年入道明会。圣人听说远方地区很需要传教士,而自愿转入玫瑰会省,在菲律宾晋执事和司铎圣品。1715年被奉命前往中国传教。曾在闽南地区,浙江省和江西省传教。1747年圣华雅敬被捕入狱。1748年十月二十八日在监狱内被闷死。

圣费若望Juan Alcober Figuera

16941221日出生于西班牙南部穆尔古都格拉纳达Granada市。十六岁入道明会。晋铎后,自愿申请前往远东传教,转入玫瑰会省,1711年委派来华传教。1741年被任命为福建区会长,1746年被捕,1747526日,脸上被烙印「囚犯」两字。17481028日受绞刑而致命。

圣德方济Francisco Serrano Frias

1695124日生于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Granada省。1714年入道明会,次年自愿前往远东传教,转入道明玫瑰会省。1726年初来华传教。1746年与圣华雅敬一同被捕,在衙门受审问拷打,威武不屈,理直气壮。在监狱里被任命为福建监牧主教,但无法晋牧。1748年十月二十八日被判绞刑而死。

圣施方济Francisco Diaz del Rincon

1713年出生在西班牙的赛维利亚Sevilla省。1730年入道明会,许愿将来要到最需要传教士的远东地区宣讲福音,于是圣施方济转入玫瑰会省。在菲律宾晋铎后,1738年长上派遣他至中国福建。1746年圣施方济被捕了,在监狱中,被罚夹脚三十次,掌脸二十次,又被烙印双颊,最后成了残废。17481028日丧命于牢中。

这几位英雄不但以他们的言行宣讲基督福音,他们也以他们的热血为主作证。1893年被列真福品,2000年与其它中华殉道者被封为圣人。

尤瑟彪‧欧斯克主教Eusebio Oscot (洪主教)会史记称他为『传教巨人』,他是出生于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省的拉内斯Llanes1717年抵达菲律宾,次年(1718)来华。从事大约二十余年的传教工作,在1738年被任命为监牧主教。他是一位充满圣德和热诚的传教士,逝世于1743年,诸位殉道真福们都很认识他,一一证明他的德性而称他为『传教地区之父』。据说,虽然当时教难特别的紧张,成万的信徒从四处来参加他的殡葬礼[7],证明众人对他的厚爱和恭敬。

方济‧巴方济主教Francisco Pallas 1706年三月十二日出生于西班牙韦斯卡Huesca省的柏那巴尔镇。1736年抵达菲律宾,曾在菲国奴维华‧比斯卡亚省传教,后在圣多玛斯大学教法典一直到1747,当年被选为省会长。卸任后曾被派往罗马和马德里当本会省的代办。1754年被任命为福建监牧主教,来华时从事传教到他死为止。

他是一位中国本地圣召的伟大推动者,也曾经写过有关中国的文献书籍。[8]

在这时期的诸位传教士中,狄亚哥‧德拉弟略Fr. Diego Terradillos又称为『传教地区的恢复者』和若望‧贾赛Juan Garces称为『传教士的典范』。两位区会长的贡献特别重要,他们寄到马尼拉母院的『报告』,成为传教史十八世纪后叶的重要文件及数据。二位在他们的任期中热心推动本地圣召。

另一位值得我们怀念的中国籍会士年保禄Tomas Nien 1757-1797),他是冯若望接纳的圣召,被派往菲律宾接受培育。他一生显示了一种超性的刚毅、忠诚及忍耐的精神,尤其是在1769教难时。他1759年十二月十三日去世。[9]

一些传教区的平信徒也在我们修会史中获得很重要的位置:

当地数字传道员如赵若瑟Jose Chao,缪保禄 Pablo Miau和甄伯铎Pedro Ching,以及守贞女士陈子东Petronila Tein,缪铭佳Dominga Mieu 和陈铭佳Dominga Chin,都一一在1720年召开的省会议公报上特别纪念他们的美德和功劳。这些人士都是属于道明第三会[10]

根据欧斯克神父的报告中,当时几位优秀绅士及模范教友如:郭保禄Domingo Kuo,陈道明Domingo Chin,缪多默Tomas Miau,赵保禄Pablo Chao,吴本笃Benito Wu 和郭道茂Tomas Kuo,为了维护圣教会的信仰及传教士,都受到迫害及排斥。[11]

茂罗Mauro及妻子,赵保禄Pablo Chao及狄陵(道明)Domingo Ti Ling1733年的教难中,曾经以爱德欢迎过传教士们到自己家里避难,因此受到法律处分,失去社会地位及一切家产。[12]

1734-1737中的教难中,有缪长友Raimundo Miau Chang Yeu、年田(安当)Antonio Nien Tian[13] 、庄秋基(斯德望)Esteban Chang Chio-chi等人。[14]

在这几次教难中,守贞姑婆也勇敢的为天主作证。第三会会员如李依诺斯Ines Ly,李咏Ly Yong和李宁Ly Ngeng;年斯定Agustin Nien 冯若望神父都曾经对此赞美有加[15]

年登华(安当)Antonio Nien Teng Kua,为了信仰曾在1764年被充军到塞北,在该地去世。[16]

郭安博Ambrosio Kuo,与诸位殉道圣人一起获享监牢生活,圣人们为主致命后,他继续坐牢多年,静静地证明他对天主的深爱以及他超性的勇气。他大约在1777年去世[17]

道明会士年保禄曾经求巴拉斯主教深入调查有关一位来自穆阳教会的林贵国Lim Cui-go 的殉道事实:有关这位嫁给异教者的教友妇女林贵国之事案,由于她拒绝背教及参加丈夫的异教习俗而被残杀。经查询这案子的真相,我们确信她是因『基督信仰迫害』In odium fidei christianae而致命的。[18]

钟德兰Teresa Kuc Chung一位守贞姑婆,1772年二月二十七日去世。她多次出现在当时传教士文件中,特别是有关1748教难殉道者的事件。殉道者们在他们向省会长的报告中也不断地赞美这位妇女。她如圣人般的去世。道明会士卡尔伯神父,曾经看到她坐在椅子上,手拿着一本书,讲解一些神修的难点给守贞的姊妹听,让他想起亚唯拉的圣大德兰。[19]

[1]1741年为何在大清帝国有基督团体属宣道会士』Razón de las Cristiandades que en el Imperio de la gran China están a carga de los religiosos del Sagrado 0rden de Predicadores en 1741。参阅《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二册,pp.282-283

[2] 《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二册pp. 439587ss

[3]《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二册 pp.226-227

[4]《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二册 pp. 447-471。巩撒略斯的第二册中特别叙述冯若望神父的生平。

[5]《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二册,pp.96-101

[6] 有关白主教和同伴殉道的历史资料,请参阅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中华书局,)102-110页;徐宗泽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上海书局,1990年出版)261-262页。

[7]《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二册, pp. 289-293

[8]《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二册, pp. 541-551

[9]《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二册,pp.582-584。不幸这期间的一些中国籍道明会士没有成全上司对他们的盼望,甚至有几位背教者,反对上司的决定,在传教地区中引发。两位西班牙籍传教士非但没有纠正他们的态度,反而还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个事件在我们的会史中留下了一个阴影。

[10] 拉丁语讣文,参阅《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二册,pp. 144

[11]《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二册,pp. 167。参阅1725年的《报告》。

[12]《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二册,pp..212-214。当地传教士的见证都被取用。

[13]据当时记载:「他为了信仰的维护所承受的苦刑可跟初期教会的致命英雄相比」。

[14]《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二册, pp.249-253。相关资料是来自谢拉神父 Sierra 所寄的《报告》。

[15]《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二册, pp.463-467。『英雄信友』之名词,是由冯若望在他报告中所采用的名词。

[16] 《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二册, pp.509-511。有关这位可敬教友的资料,是由当时退休在马尼拉母院的魏拉范纳神父Villafana所提供的报告。

[17] 参阅《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二册, pp.435-436。如同以往的案子,这些资料都是来自当时传教士所寄到母院的《报告》。

[18] 参阅《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二册 pp..536-538。年神父的见证。

[19] 参阅《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二册 pp.538-539。卡尔伯神父的《报告》中所提供的数据。

 

前引 1631年之前 1631年-1700年 1700年-1800年 1800年-1900年 1900年-1954年 参考资料

道明会玫瑰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