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1900年

满清皇朝统治中国有277年之久，在前一百五十年1644-1795可算是满清的黄金时期，之后就是大清迈向下坡时期。从1800年直到1911年：「中国如同在一片风雨大浪的海中，一艘没有舵手领导的船。在国内，地方政府和中央朝廷都已经失去政权，国外又有强国等着机会并吞国土」。更悲惨的是这几年来，许多皇帝和摄政者上任的时候，都无法改善国家的情形。

这时期的清朝皇帝，不如他们的先皇，没有直接参与国政，而让地方政府负责政策的进行，因此全国渐渐失去共同的方向。经过多年的富裕和稳定，皇室也躲在宫廷内享受，远离民间的哀痛。这种政府的无能又加上一连串的天灾，使大清朝迅速地走往下坡。

嘉庆雍正皇（1796-1820）执政时，对教会不利。国内的动乱和边疆的冲突延续到十九世纪的前二十年，这又加上一些人为灾难和天灾使整个国家无法恢复。

在这世纪的早叶，华南沿海地区海盗问题十分严重，多年来受到清廷的压迫，使他们冒死抗拒。乾隆时，即自组帮派。当时的帮派有水澳和凤尾等帮。其中有福建同安县的蔡牵[1]，多次威胁浙江和福建，曾经攻打厦门海口大担、小担等岛的清军炮台；甚至在1809年计划攻打台湾。这海上船民的武装反清斗争，由蔡牵发动，先后延续九年，波及三省。接着有两个动乱出现，这时一些有反清复明色彩的民间团体如『天理会』[2]以及华北的农民起义开始造乱，据说他们甚至进入了宫廷，差一点抢夺了皇位。

在这时期洋人也开始在中国出现；首先有苏俄人（1805年）和英国人（1808年），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强迫清廷与西方国家建交，但是这好意却被清廷拒绝，因此他们都在等待着机会，再次进行他们对于中国的帝国计划。

嘉庆死后，由道光继承皇位（1821-1850）。如同他的先皇一样，好女色，不务政事，成为肉欲的奴隶也进而成了清廷内一些官员的魁儡。全国各地继续的不安，甚至波及外海的台湾和海南岛。清朝拒绝洋人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有外国人会协助当地的反清份子来造反，甚至会威胁全国治安。

在这世纪的中叶，鸦片战争发生了。英国、荷兰和葡萄牙，以及其它西洋国家多年来强迫中国打开市场引进毒品。其实中国拒绝这商业来往是合理的，但是由于清廷、欧洲和其它国家当时还没有外交的管道，因而引发惨剧。当时广州总督林则徐Lin Zeshu在珠江口查出洋商运进毒品，曾经没收20.280箱鸦片毒品市价近5千万法郎，而命令赃物加上运毒品的帆船完全烧毁。在这过程当中，许多走私者和外国人被杀死。英国以这事件为理由，就开炮大战。可想而知，中国海军大败，胜利的英国政府，要求清廷把损失的鸦片必须由国家赔偿，打开一些沿海大港：广州、厦门、福州及上海，让外国人与中国建立贸易交往。被打败的中国要谈和，除了以上的要求，还要赔偿几百万银币，加上把香港租借给英国做商务的根据地。这一切条件都包含在南京条约（八月二十九日签的），之后还有其它不公平条约。

咸丰皇在位时（1851年-1862年）更糟。前后中国在外国人的手中受到极大的侮辱。清廷无法遵守之前的条约内容时，英法联军攻占广州（1857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直到1861年）。两国又再一次强迫中国与他们签天津条约（1858年六月），其中九龙半岛也租借给英国。

1850年太平天国之乱爆发，反对清政府。这变乱长达了十五年，侵占了全国十五个省会，也毁灭了将近两百座城市，甚至在江南地区成立了一个独立国家。在这多年的战争中已经有两千万人丧身。最后在1865年清廷在洋人武力的协助之下，平了这变乱。

满清咸丰皇去世时（1861年），由恭亲王执政，由咸丰的皇后慈禧协助摄政。她长子同治皇帝在1875年被封为太子。后来慈禧太后霸政将近五十多年。

恭亲王面临一个极大的任务。他虽然成功地打败太平天国之乱，但胜利的那一年，在边疆阿尔泰Altai的回民起义中，清军大败，而成万的佛徒被残杀。接着有长毛（是太平天国所剩下的一些革命团体）多年来反对政府。几年之后（1870年），回民在甘肃起义，残杀西洋人及教友，受害者中有法籍领事、10位修女、4位法籍和3位俄籍公民，当地的天主教堂以及附近的育婴堂被烧毁，最残忍的是在育婴堂内有几个女婴也活生生地被烧死。法国要求清政府以高价赔偿。

光绪皇帝在1875年登上皇位。他加入了印度奇那与法国之间的战争。大清海军，在马尾（离福州几公里的海港）被法军毁灭。这次的失败，清政府又再一次赔偿，饱受羞耻。1885年，多次与外国人在国内发生武力事件，这一切只带给了平民更大的侮辱和生活上的困难。

1891年，热河起义发生。在1894年，为了朝鲜半岛被日本侵略，大清国向日本宣战，但是中国被打败。为了赔偿，大清国签上马关条约Treaty of Shimonoseki：除了银币赔偿之外，还割让台湾和澎湖给日本国。接着各国觉得大清国好欺负，各国便利用各种借口来瓜分中国国土。德国为了抗议德籍传教士被谋杀为借口，1897年侵占青岛和胶州；同年苏俄侵占了大连和旅顺（Port Arthur），英国也侵占了威海卫，从九龙半岛渐渐进入内地；法国侵占广西。「约在1899年在中国三千英里长的沿海，如果没有洋人的许可，国人没有自由的进出权。」

1898年，光绪皇帝决定将要让全国现代化，开始学习洋人的制度和经济理念，推动了历代著名而悲惨的「戊戌政变」。但是慈禧太后得以清廷的一些保守大臣以救国为口号的支持，在1898年九月二十二日推翻光绪，并将他软禁在皇宫内。太后正式第三次听政，将光绪的改革政策全面推翻。一些改革家也被充军或被砍首，因此这著名的百天救国的计划就这样结束了。慈禧太后成功地赢得民间造乱组织『义和团』的拥护，来攻击洋人维护清廷。之后反洋人的运动在华北各地爆发，义和团暴力的对象不只是洋人，也包括外籍传教士和当地天主教徒。这次暴动也引发了各国的不满，因此各国迅速地组织一支联军来维护自己。经过猛烈的战役，义和团和清兵被外国军队打败，两万大军胜利地攻进北京，侵占紫禁城，这事件也开始了满清的末日。

2.宗教状况：

我们很容易了解在这混乱的时代中，对于教会的发展和福音的宣讲都很不利。如同前世纪，在嘉庆皇朝，天主教受到压迫，在1805年另一个召令公布严历处罚那些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一个更严厉的召令在1814年公布，马上执行对洋人传教士的死刑[3]，而那些不愿背教的国人都充军去塞北。

清廷继续攻击教会，尤其是在江南和华北地区。集中在华南（福建、浙江、江西等省）的道明传教区在享受过一阵平静的日子直到1836年又爆发了教难。传教士又跟以前一样要逃难，直到中法签上合约（1846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当时法国全权代表拉亨纳Lagrene趁机要求列入保护传教之条文：准许在开辟之五口建造教堂、医院、开办学校，聘请学者教授华语等。凡越出五口界限以外之法国人会遭受逮捕，但当交该国领事处理，中国官厅不得审讯虐待[4]。两年后，拉亨纳得蒙道光皇帝之谕，中国人民可自由信教，不复以违法获罪论，所有以前禁教之法令，完全取消[5]。因此政府准许传教士在国内自由去宣传福音，同时也让国人信教和公开地表扬他们的信仰生活。

之后，中国传教事业又进入另一个时代了。当时法国代替葡萄牙为教会和传教事业做维护工作，但法国维护权的范围是在于政治和行政方面，教会内在的管理属于罗马教廷。从此传教士，多多少少能够自由地传教，当地教友也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信仰。的确，经过将近两百年的激烈教难，中国能够在这种情况下生存，实在不是一个小奇迹[6]。我们可说约在1846年，中国的天主教会才终于能够公开表扬信仰！

自从宗教自由（1846年）宣布之后，中国教会组织就被重整。许多新的传教士也来华传教，教会重新组织。当时，全国只有三个教区：澳门、南京和北京；而都属于印度的卧亚Goa总教区的管辖。现在中国教会组织为监牧教区，委托给每一个修会管理，他们负责人员和物质的协调。因此，除了三个教区，三个宗座监牧教区是属于传信部之管辖：属于方济会的陕西监牧，属于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四川监牧，和属于道明会的福建监牧。在国内外也有几座神学院[7]来培养未来要从事的传教人员，他们前后被派遣到各教区服务。这时已经约有80位国籍司铎以及40位外籍传教士。全国教友总数约有：200.000位。当时新创立的监牧教区有江南与浙江（1838年），两湖（1839年）和蒙古（1840年），以及一些宗座监牧教区:如香港和广州,南京和北京的教区长来管理，但是在1856年都被升为监牧主教区。在这时代许多新的传教团体进入中国传教。首批来华的传教修女就是仁爱孝女会Filles de Charite （澳门，1847年）。[8]有关教会的新组织以及制度、教理和礼仪的合一、和尊重前世传教士的决议或所定的安排（如要理书籍、名词、祷文等事项，都是在1851年召开的上海会议Synod of Shanghai中规定的。

但是实际的状况不是那么乐观，因为清廷并不常遵守条约的内容，让传教士自由地宣讲福音，或让教友自由地表达他们的信仰。1871年，清廷再次宣布禁教命令。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很适合当地官员和私人军霸来攻击和刁难教会、威胁传教士、抢劫和毁灭传教区。约在1884年已经又打算要把全国的传教士全部杀光。在世纪末，华北又暴发了一场残酷的教难（幸好这次的教难没有漫延到华东和华南地区）。虽然法国外交官员多次受到清廷的保证（1891年，1894年和1899年），但这些事件仍继续地发生。

3.道明传教地区：

中国道明会的传教区，从成立以来，范围是包括中国的浙江，江西和福建三省。当时福建监牧主教也是浙江和江西的教务长。方济会和耶稣会曾经都在这地区传过教，但是由于人数不足，只好退出。由于福建监牧主教之申请，教廷在这两省创立新的监牧教区，而在1838年将浙江及江西地区转让给法籍遣使会。因此所谓的道明传教区只包括整个福建，由漳州为闽南地区的传教中心，福州为闽中的传教中心和福安为闽北和闽东之中心。

整个传教区分为小堂区，这堂区的大小是根据教友的人数以及当地地理状况来决定。每一个堂区有一位定居的传教士，而所住的房子，还是遵守会院内的禁地规定。与神父从事传教和牧灵工作的有几位传教师或几位老师来执行。每一个堂区有一位守贞姑婆,同时每一个堂区有一位教友的会长。[9]

经过约两百多年，1859年道明会回台湾，恢复传教工作。修会曾在1673年和1794年计划回台传教，但两次都失败。那时，台湾不只是有当地原住民居住，也有许多汉人移民居住。将近百年，只有道明传教士在全岛传福音。1913年台湾被列为宗座监牧教区，脱离厦门监牧教区[10]。

4.人士：

这世纪初期有二位监牧主教（卡尔伯主教和嘉俾纳主教）以及六位传教士，大部分都上了年纪。多年以来，虽然多次监牧主教向会省要求更多的传教士来中国，在十九世纪前二十年，会省只能派八位新传教士来华（其中有三位西班牙会士;五位国籍会士;四位是在马尼拉受培育；另一位是溪田修院所培养的道明圣召）。在这时，由于人力不足（6位西班牙籍会士和6位国籍会士）（1800年-1820年）加上物质的缺乏。其实当时会省也正在经历一个困难时期，那时很少会士们愿意来远东传教，而且来的会士也不见得适合。当时拿坡伦攻打西班牙，开始推动自由主义，这些都渐渐地危害到西班牙的修会和教会事业。

从1820年到1836年，有六位西班牙道明传教士，八位中国籍道明传教士，他们都是在国内受培育的。但仍不够去代替已经去世了的会士，去提升当时人士缺乏的情况。在1833年，传教地区有一位主教，三位西班牙道明传教士，七位国籍道明传教士。在1837年，传教地区有一位主教，六位西班牙道明传教士，八位中国籍道明传教士，当时也有几位属于教区的本地司铎。

拉亨纳条约之后，修会又派五位新传教士来华，虽然他们人数少，但这些传教士的贡献却非常大：传教区盖了13座新教堂，整修古旧教堂,那时传教区也开始筹划成立一所传教学校来培养传教员及一座修道院来栽培和陶成当地圣召。

在1840年，有二位西班牙籍监牧主教，三位西班牙籍道明会士，八位中国籍道明会士和三位教区司铎。在1850年，有一位西班牙籍道明监牧主教，六位西班牙道明会传教士和七位中国籍道明会士去负责30.430位教友[11]。接下来的十年，修会又派遣了7位新的传教士来华。

从1860-1870年，只有 3位西班牙籍道明传教士派往中国。这不是因为会省忽略了中国传教事业，而是它没有人力的支持。仅有意大利籍的陈砥砺主教Tommaso Maria Gentili、法籍的曹特Sautel神父[12]、安南籍的纪神父。在这期间，修会也派了四位中国籍道明传教士，以及另四位前往台湾。

当时传教地区的人士状况虽然缺乏，但比十八世纪末（1890-1900）的情况小有进步。总共有41位会士在福州区会和厦门区会，7位在台湾区会。

总论：从1800-1900年，总共有104位道明传教士来华传教（其中有九十位西班牙籍会士、一位意大利会士、一位法籍会士、一位越籍会士以及十二位中国籍会士）那时也有二十五位教区司铎，是修会为传教地区所培养的。

5.发展：

在这世纪的开端，道明会的管辖福建省约有16.000到18.000位教友，加上几千位在江浙地区。

面临这种状况：传教人士的不足和物质的缺乏，应该会阻碍教务的发展。但相反地，感谢这几位传教士，教友人数还是渐渐增加了。1804年所呈上的教务报告中，证明传教区的基督生活十分活跃：领坚振圣事:4.000；婴孩受洗:466；成人领洗：199件；办神功（告解）：7.700件;领圣体：7.691件；临终：88件。教友总数：20.600位[13]。

据嘉俾纳主教的报告，在1820年教友人数双倍增加。而在1818年省会议公报，记载虽然还有教难存在，「诸位传教士们，抱上大数量的归化与领洗率」。这讯息可在1814年统计书上得到证明，成人受洗：108件：婴儿受洗461；坚振圣事：252；办神功（告解）8.046；领圣体：7.872；临终圣事：311；婚配：13。教友人数大约有40，000人。[14] 从这讯息来看，每年平均约有2.155位慕道者在成长。1832年统计报告里记载：成人受洗：77；婴儿受洗332；办神功（告解）11.330；领圣体：10.888；临终圣事：116；坚振圣事：81[15]。

由于传教人数的不足，奉教的人数无法继续增加及发展，这状况在1836年教难还没发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836年双阳镇的教友们全体背教的悲剧也要在此说明。当地之背教者都是有名誉,有财富的人士。这次危机又再次因『中国礼仪问题』而发起。据说有一些教友维护敬孔敬祖先的习俗，而违背了当时教会禁止的命令，这危机甚至扩散至福州，一些教友也随着双阳教友而背教。历史的记载整个地区的居民，包括教友们，都得了瘟疫传染和鸡瘟传染，使福建地区人口遽减。

福州府在1850年已经有30.430位教友。根据嘉俾纳主教的报告，他详述当时的信仰生活：贫穷及谦逊者都很热心，但那些富裕及有学问的正好相反，他们通常把他们宗教的本分留到临终时才办。守贞者在教会内享有特殊的地位。由于异教者的排斥以及长辈的不准，无法创立修道院过团体生活。大部分（大约有将近300 位守贞者），都在自己家内修道。她们必须在家园内一生坚持献身愿望，尽力修道培养美德。如果她们坚持到底，到了45岁，就接纳她们为道明第三会会员。她们通常一起共同念经文，照顾教堂的事务，带领经文，在家召集儿童,教要理等使徒工作。

1875年的统计书上，彰显了传教地区教务状况： 30.700位教友分布在14个区域，奉教家属的婴儿领洗：1.031位，异教家属的婴儿领洗：1.125位；成人受洗：177位；坚振：1.546位；年神功（告解）：17.3787件；（多次）神功：10.336件；领圣体：13.654件；重复（其次）领圣体15.551件；婚配：166；病人告解：798，病人领圣体724；临终圣事：515。类似统计又在1880年报告出现，但这次教友人数将近有32.622位，比五年前的报告增加了1.922位。[16]

在1871-1880期间，共有27.328领洗，每年平均有3.036位。由于部份的成年受洗者都是临终时受洗的，加上育婴堂，所受洗的婴儿也都已经夭折的，因此没有影响统计数字。

在1880年整个传教地区分为14个区域，35 座教堂及18座小圣堂，共有十八位西籍道明会士，二位国籍会士和十二位本地教区神父；也有四位在福州受培育的大修生。传教地区也有四座育婴堂。教友总数约有32.692位[17]。

从1880-1890年，约有21.839人领洗。在1890年两个传教地区教友总数升到37.123人。教会也陆续创建新的圣堂和小圣堂，加上在福州府峨眉巷新盖的大修院以及厦门鼓浪屿的医院。

福州监牧教区：总共有40.316位教友，在287教友团体中分为28个区域。总共有63座圣堂，一座有14位修道生的大修院；3座育婴堂；有601孤儿；88座教会学堂，有396位学生。30位西班牙道明传教士；20位本地教区司铎和七位道明修女。

厦门监牧教区：约有3.228教友分成13个区域。当地有15位西班牙道明传教士，一位本地教区司铎；11位道明修女；一座修道院；共有14位学生；三座育婴堂，163位孤儿；27座教会学堂，有396学生。

在台湾（满清时代已经属于福建管辖，直到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为止。）当时全岛人口约有3百万人，其中四分之一是原住民。虽然道明传教士早在1860年成立了独立区会（称为圣若瑟台湾会区）。但教会事务一切还是由厦门监牧教区管理。在1895年全台湾已经分为7个区域，3座圣堂和6座小圣堂。教友总数有1.289人，有7位西班牙道明传教士；三座学堂（学生共有63位）；一座孤儿院，由一群虔诚妇女来管理。

6.传教地区大事录：

1838年，浙江和江西的教会脱离福建监牧教区的管辖，而成立一个独立的监牧教区。

1836-1839年的教难深深的影响了传教事业。据说传教士认为1836 年之前的状况可算是天伦之乐，虽然他们行动的自由有所约束，加上当地政府的威胁，但他们并没有被正面攻击，对多年来在中国的传教士来说这情况已经是不错了。但是忽然间，他们的命运转变了，前后有人诬告传教士和教友，控诉从福建传到京都去，皇上亲自下令，由知县将这任务委交给地方小官员去负责，将所有传教士和当地的重要信徒都扣押起来。由于中国籍教区司铎先警告了外籍传教士，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逃亡，避免被逮。但是这些官员，为了讨好知县和清廷，在镇村里大下毒手，命令抢劫教会以及教友的房子，有时还摧毁他们。当时有15位来自福安的教友以及4位福州教友在监狱里致命，还有无数教友，也为了信仰被长期扣留。这些人的家产都被政府没收。很多有钱的教友，经过这教难后变成乞丐，有一些教友，为了维护家产，愿意背教。一些人也为了保护信仰离乡逃难。知县对于这次搜索很满意，马上向清廷邀功，这次教难才停止。高德隆主教曾写道：「看到传教区物质和心灵的悲惨景色，真的不可思议，因为这次的教难把一切都毁了」。在教友人数中就很容易就看出来。1830年约有40.000位教友；1836约有50.000位，但在1840的记录，只剩下39.790位，因此我们可以猜测，在教难期间，教会失去了约有10.000位教友。

1845年省会议公报中，欢喜地宣布在华的传教士不必躲在山上或山洞里避难了，他们现在可以公开地行动，但他们还是需要小心谨慎。[18].

感谢这份自由，传教工作经验得到一时的兴盛和发展，尤其是在1860年到1870年期间，修会盖了许多新的教堂和传教设备。1867年传教地区又分为14区域，约有5.5535户教友（把每一户乘5个家人，约有27.675位教友）。当时也恢复了35座教堂和小圣堂，两座大修院和一座育婴堂。

为了培养当地圣召（无论是教区或是修会的圣召）也成立了一座神学院。卡尔伯主教想在福建教区创立一座神学院，因此利用他个人的积蓄成立一个基金『米利达基金』Militense Foundation来维持这神学院，虽然这愿望还是要等一断时间才能成真（在监牧主教：嘉俾纳主教和撒拉主教的执政下）[19]。其它类似的计划陆续地出现：一座是在溪田（1853年），之后有迁移到溪引（1855年），另一座在福州（1854年）,还有一座在厦门（1856年）。

『育婴堂』的成立可说是道明在华传教的特殊方式。早在十七世纪，已经在闽南成立所谓的育婴堂，而在欧洲是在1843年才正式组织这种慈善机构。创始人是利畸Vittorio Ricci （1655-1656）。根据1818年的统计：这初期的慈善机构已经开始收容女婴，有十三位已经去世了[20]。直到1845年教会计划盖大规模的建筑来收留这些被遗弃的女婴孩，这就是1859年才完工的福州育婴堂[21]。三位来自马尼拉圣加大利纳修道院Beaterio de Santa Catalina的菲籍修女被派往福建负责福州的育婴堂[22]。到1880年，前后创立有四座育婴堂（福州、厦门、后埔、港尾）。

1871年的天津事变后，清廷又再一次公布禁教召令。在福建教难特别的严重，长达近五年1871-1875。一位传教士在1874年报告说：「由于异教者更加对信仰天主教的反感和排斥，我们遭受到不少委屈和侮辱；而最令人感叹的是，新教徒（基督教）与异教者联合反驳攻击天主教会。」这次的教难留下极大的损失，因为爆发时，当地皈依的数目十分的高！

幸好，没有进行要残杀所有传教士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教难风波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的团体和每一位教友。当时清政府十分怨恨法国政府,因为多次欺负又侮辱中国政府，由于法政府是天主教会的维护者，政府官员和一般民众都把他们的怨恨发泄在无辜的西洋传教士和教友们身上，如同在处罚法国。

重新划分福建监牧教区，必须整顿整个中国教会。由于第一届梵谛冈大公会议（1870-1874）的影响，其中这大公会决定在中国成立更多的监牧主教，把它们组合为准教省quasi-provincia ecclesiastica。香港教省会议（1880年）通过将福建教区分为两个：福州（管理福州和闽东地区）和厦门（这包括闽南和台湾）。于是1883年十二月十日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正式命令分割。其实这割分早就为当地传教士所盼望的，他们早几年就提出申请。传教区的广阔使交通不便，加上方言又多,以及南北的习俗不一，使传教士无法有效地管理这广阔的地区。

由于马尾之战清军大败，产生法国和清廷之间关系紧张（1880年-1890年），当地感到反驳教会的极大威胁。虽然在1889年双方已经签上条约，但是中国无法忘掉这次的羞辱。当地教难和威胁又延续了多年。好像这些灾祸还不够，在这期间（1890年-1894年）又传出一连串的瘟疫和传染病，加上其它天灾等等。

7.主要人物：

这时期真正的历史主角都是监牧主教们，他们真正是传教地区的领导人。这些主教大部分都当过区会长。

若瑟‧卡尔伯Jose Calvo （1770-1812）1739年出生于西班牙的瓦伦西亚。1769年底达菲律宾，次年来华。1781年被任命为福建教监牧教区的监牧主教，他为了推动本地圣召，在溪田成立修道院。1821年在宁德附近的小岛去世，在华传教共有四十二年的功劳[23]。

若格‧嘉俾纳Roque Carpena （1791-1849）1760年出生于西班牙穆尔西亚省Murcia的邺培斯Yepes。1791年抵达马尼拉,而同年来华。曾担任中国区会长多年。在1801年被任命为助理监牧主教。会史叙述：「他是一位英明的上司，中国教会的光荣，以及道明会的荣耀。他带领了传教区将近五十余年岁月。他在教难中所表现的一切，尤其有传教的热忱和英雄般的美德，可跟初期教会的主教们相比。他可说是全中国的传教士和全世界主教们之领袖」。在他每年寄给长上的报告中详细的记录着：他以一位传教士、主教的身份为教会所做的一切。这些报告将近有五十篇，是他从 1797一直到1848年所写的。1849年死于顶头，高寿90岁，当中有58年在华传教，46年当主教。据说他来华就没有离开过中国，把中国当作自己的家，也成为关于中国文化的专家。[24]

多马斯‧撒拉Tomas Sala（1810-1829）1775年出生于西班牙的巴塞隆纳。1806年抵达马尼拉，曾在多玛斯大学教过神学，也曾经在菲律宾的新比斯开Nueva Vizcaya传教区服务过。1810年被长上派到中国。1820年被任命为福建监牧助理主教。他度过将近十九年的传教生涯。他在溪引创立了十字架修道院，在该地教过神学，为了教神学也写了有关伦理神学之类的书籍。他的逝世可说是道明传教区的很大的损失[25]。

多马斯‧巴敌亚Tomas Badia（1833-1844）1807年出生于西班牙的巴塞隆纳附近的圣菲略‧撒赛拉San Feliu de Saserra。1833年他带领了其它十九位传教士来远东传教。长上们预先想派他留在菲律宾传教，但次年就被派到中国去了。九年后，他在新加坡被祝圣为福建助理监牧主教（原先计划是要让他当马尼拉的助理主教）。他是一位很优秀的人才，不幸的是在1844年死于澳门，当年只有37岁。据会史纪载：他是一位「美德的典范，一位真正的圣者」。遗体被安葬于澳门圣道明堂（俗称「板樟堂」）祭坛中央。[26]

米格尔‧高德隆Miguel Calderon主教（1835-1883） 1819年出生于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省的欧委多Oviedo。1825年抵达菲律宾，虽然他曾经申请来华传教，但长上安排他留在马尼拉的多玛斯大学教书。1835年来华，在1836-1839年的教难中受迫害。1840年，被祝圣为助理监牧主教。他与嘉俾纳主教，可说是当时全国最出色的主教。在他的领导之下，十九世纪中推动传教地区的现代化。会史记载他为：出色、神圣、有智慧、英明的上司。当他去世的时候，他是全世界第二位年龄最大的主教。他对于牧灵的看法和意见常受到教廷重视，甚至有时超过其它教长们（例如：香港大会Synod of Hong Kong）。他在中国传教将近48年[27]。

陈砥砺Tommaso Maria Gentili 主教（又叫李主教）（1853年-1884年）1828年出生于意大利阿布鲁齐—莫利塞Abruzzi地区的杰第Chieti。1852年抵达马尼拉而马上被派遣来华。他是一位伟大的传教士及主教。1868年被任命为助理监牧主教，曾经参加第一届梵谛冈大公会议（1870年）。1884年辞职，回国退休，写了《中国传教回忆禄》Memorie di un missionario domenicano nella Cina；1888年去世。[28]

杨安德（安德‧金昌）Andres Chinchon （1884-1892）他是厦门监牧教区首位监牧主教。1838年出生于西班牙托利多省的奥甘亚镇。1861年抵达马尼拉，而后被派往台湾传教，在此地多年热心传教事业。1883年，当他还是台湾区会长时，便被任命为首位厦门监牧主教。在世时，被称为『贫民之父』； 1892年如圣人般去世[29]。

依纳爵‧于班略Ignacio Ibañez （1872-1893） 1848年，出生于西班牙萨莫拉省Zamora的托罗城Toro。1872年晋铎，多次接任区会长。享有语文天才，除了会讲官话（北京话），他还会讲四种方言。1893年被祝圣为厦门监牧主教，但没做到六天就去世了[30]。

斯德望‧桑杰斯Esteban Sanchez de las Heras （1878-1896） 1851年出生于西班牙纳瓦拉省Navarra的杜德拉Tudela。1878年抵达马尼拉，同年来华。1895年当他还是区会长时，被任命为厦门监牧主教，但不幸次年去世[31]。

在1836-1839之间的教难中，道明传教区也出现几位殉道英雄。他们被逮捕审判时，宁愿受苦刑、失去一切财产或被充军，但坚持不背教。这些英雄中最著名的有这几位：

守贞姑婆钟英Eing Chiong，她勇敢地维持她对天主的信仰，坚强维护她守贞过献身生活的愿望。

刘畴敬Lau Tiu King 及龚百英Kung Pay-ing，丁兴本笃Benito Ty Hing 以及其它教友，在监狱内，拒绝背教，也不断地鼓励其它被押在监牢中的教友弟兄要坚持信仰。有几位在监狱里去世：丁兴本笃Benito Ty，邓农悌Teng Nong-ty，衡合Huing-Ho，刘衡望Lau Huing-ong等教友可算是真正的殉道者。这些英雄之中也有被砍首的圣白多禄主教的后裔。[32]

[1]参阅蔡美彪等人著：《中国通史》第十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p. 84-189。

[2] 『天理会』又称为「白阳教龙华会」，是白莲教遭到禁止后形成的另一支派。也称为『八卦教』。参阅《中国通史》第十册p.189-195。

[3] 在这教难期间也出现了几位优秀的殉道者：尤其是江南、华西一代。其中有徐德新Jean Gabriel Dufresse主教和中国人赵荣Augustin Zhao Rong司铎。、张大鹏ZhangDapeng、方济会士蓝月旺Giovanni de Triora OFM（1816年殉道），中国人Josephus Yuan 袁在德、刘保录和刘达徒。遣使会士刘方济Francois Clet CM 和董文学Gabriel Perboyre CM等勇士。他们与其它中华殉道者在大禧年十月一日被封为圣人。

[4] 这就是所谓的领事裁判权的由来。

[5] 穆启蒙编着、侯景文译《中国天主教史》（台北，光启出版社，民国78年印）p. 116。

[6] 无论是全国性或是当地性，修会陆续都受到教难：1616年、 1622年、1636年、1638年、1664年、1707-1723年、1723-1728年、1729-1736年、1737-1748年、1749-1796， 1797-1821、1836-1839。在这期间所谓的「平静时期」是很主观的，因为虽然没有正式宣布有教难，传教士和教友都一直受到欺负、坐牢、毁灭、烧毁、威胁等委屈。参阅《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四册 p.102。

[7] 由于西班牙的宗教政策变更，以往在各地召义愿者的道明玫瑰会省，必须在西班牙的奥甘亚Ocana成立一座外方书院Colegio de Misioneros de Ultramar来培养前往远东传教的道明会士。

[8] 《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 pp.110-112。

[9] 当时的传教师有下列的任务：照顾圣堂、领经、教道理、考教友有关教理的问题，预备教友办告解、拜访教友等事务。传教师应陪同传教士去拜访属于堂区的各部份。另一位传教士是当传教士的语言顾问，尤其是有关汉字的问题，同时他也当堂区学校的教师。神父楼（指神父宿舍）也有一位厨师或管家，除了替神父煮饭，照顾和打扫神父楼，也替神父洗衣服，以及管理其它杂事。

教会也有所谓的「贝亚达」Beata或「守贞姑婆」。虽然这些妇女没有正式发圣愿，但她们自愿守贞不嫁。他们从事妇女的基本使徒工作：为女孩和妇女在家里讲道，在家里领经、拜访教友等杂事。这些守贞姑婆的组织十分地简单，在每一个地区有一位负责人称为「会长」Priora也是这群妇女的联络人。在每一个堂区有一位「会长」（与我们现代堂区协进会主席相似），他是教友的领袖，每当主日，他就负责叫其它教友上教堂祈祷参加弥撒，如果传教士不在，他便领经，同时也成为团体和传教士之间的联络人。

当时的教会组织，由于管理的方便性和实际性，还是继续这样的安排直到1950年。参阅《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 p.139。

[10]中国大陆解放后，多数的传教士逃往台湾，但也有留下来传教的，使台湾教会获得了兴旺的机会。在此，我们不应忽略当时开教的一些道明传教士，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成功地在台湾的每一个主要县城创立基督团体，直到其它传教士来台加入传教行列。台湾教会的种子就是由这些伟大的传教士辛苦耕耘来的。

[11] 这些资料是来自道明会总办事长Procurator Generalis 若望‧刘易斯Fr. Juan Luis神父所呈上的《玫瑰会省总状况之报》Estado general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isimo Rosario， etc.（马尼拉：1849年出版）。有关教友的具体人数，浙江和江西的资料都不包括在内，因为他们从1938年已经属于新的监牧教区。

[12]曹特Sautel神父是当时法军在马尾（福州）军营的神师。

[13]罗克‧嘉俾纳Roque Carpena和巴斯侉‧巩撒略Pascual Gonzalez共著：《1804年由菲国道明玫瑰会2省管辖福建省教会目录和统计》 “Lista de la administración y número de cristianos en toda la Provincia de Fokien, en el imperio de la China, al cuidado de los Padres Dominicos de la Provincia del Rosario de las Islas Filipinas, en el año 1804”参阅《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p.38。

[14] 代理会长巴斯侉‧巩撒略Pascual Gonzalez： “Egogo infrasriptus facio fidem et attestor quod anno a Nativitate Dni 1814 sequentis misionarii in hac Provincia Fokiensi， sacramenta administravimus prout squitur… Supra exaratum cathalogum ex notulis a suprasriptis misionariis fideliter confeci…” （31-12-1814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 pp）.

[15] 斯德望‧若达神父Esteban Jorda之书信，写于福建，1832年十月二十一日参阅《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 p.）。

[16]统计是由代理会长，若瑟‧柯罗特Jose Coltell神父所收集的。参阅《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 p.220-222。

[17]参阅《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p.222-223。

[18] 在1845年，米格尔‧高德隆Miguel Calderon主教曾经写信给罗德里奎Rodriguez神父说：「目前我们正在享受平静的甘露，因为没有人会为难教会，我们的传教工作已经被肯定了，当地居民都是以尊敬的口气与态度对待我们…天主教以大众参与教会的礼仪来彰显它的光辉…我们的教堂都有颂念玫瑰经的音乐不断地响着…」参阅《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 pp 116-117。

[19]巴拉斯监牧主教遗产中留下了2.700元银币（毕索）当一座为了培育当地圣召的神学院的基本基金。参阅《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p.45续。1813年一座小型的神学院落成，而称为『溪田十字圣架神学院』。据嘉俾纳教的报告，在1832年，有七位拉丁文和伦理神学的学生，而七位司铎已经从这大修愿结束培育，加上许多教师和传教师。在1820年，撒拉Sala 还提醒说：「修道生不应很年轻就让他们自由漂流。传教师不可在三十岁之前，司铎应该更晚一点才出去传教。」溪田圣十字架神学院也是道明会的初学院和书院，而有8位国籍道明会士从此地毕业。参阅《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p.141。

[20] 多玛斯‧撒拉Tomas Sala：《从1818年一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日，为何在福安府、溪田镇有许多异教女婴被救赎，以及她们衣食住行的种种费用的统计》“Razon del número de criaturas infieles que se han redimido en esta misión de Fokien y de lo que se ha espidido en su manutención， vestidos， etc. desde el 1 de enero al 31 de diciembre de 1818 （en territorio de Fogan， pueblo de Kesen）参阅《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 p.41。

[21] 《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 p.143。「为了这目的，在福建传教区第一座建筑是在福州府，这是一座壮观的建筑，适合它的用途，也是高德隆主教最大的计划之一，是主教亲自命令盖建的。」

[22] 虽然在一般中国教史的记载说（徐宗泽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286页）道明会修女是在1889年来华传教的，但这较早的日期是由本会的历史书记载的。在1935年，为了符合法典的规定和修会内政的整顿，已经在国外传教的修女以及愿意投入这种工作的修女组成了一个国际性的修女会：道明传教修女会Congregacion de las Religiosas Misioneras de Santo Domingo，她们可算是最早来中国和台湾传教的道明支派。以下是当初来华传教的几位道明修女： 1）巴斯侉拉‧比伦（会名：天主之母之巴斯侉拉修女）Pascuala Biron de la Madre de Dios，她是从岷伦洛Binondo来的，她曾在福州育婴堂从1859年服务到1912年，去世时享有91岁； 2）安娜‧马太欧（会名：耶稣圣心之安娜修女） Ana Mateo del Corazon de Jesus，她是一位来自马尼拉三巴锣Sampaloc郊外的西班牙混血者，她多年负责育婴堂直到她去世，当年是1881年； 3）第三位是一名狄奥尼霞修女Sor Dionisia，她在中国服务了三年，之后就回马尼拉的圣加大利纳会院Beaterio de Santa Catalina。参阅《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p.145-146。

[23] 《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p.33-35。

[24]《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p.129-132。

[25] 《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p. 59-60。

[26] 《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p. 125-128。

[27]《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 p. 285-290。

[28]《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 p. 243-245。

[29]《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 p. 215-216。

[30]《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 p. 316-319。

[31]《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 p. 318-319。

[32]《道明会在中国传教史》第三册，p. 88-89。